从记者跟随凤凰农民工“专车”抵达温州的第一天起，这里的天空就一直十分晴朗。

高高的太阳像是一个暖人的微笑，静静地打量着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

去年7月，杨家兄弟从温州返回湖南凤凰的乡下。在当地政府担心农民工新年难得找到新的“饭碗”时，他们凭着特有的嗅觉，千里迢迢返回了城市。

就在他们到达的当天——2月7日上午，温州446家企事业单位在职介中心扎堆，发布招聘岗位9000个；当地3家报纸的招聘广告也趁势加“码”，让第二天看到报纸的杨正拾一时眉头格外舒展……

正月十四

杨正强拿到了

打开厂门的钥匙

2月8日，正月十四上午9点，记者打车赶到鹿城区蛟翔巷60号时，杨正强、杨正拾兄弟还挤在一张床上睡懒觉。

一墙之隔的印刷车间里已经开工，一头的机器在印一本讲义，另一头的机器在印“小萍卤食”的点菜单。

等找到工作，杨正强、杨正拾就会搬出去。兄弟俩挤的这张床也是借宿的。

去年7月返乡时，杨正强把铺盖寄存在这里，而杨正拾则把铺盖寄存在堂姐那里，他和堂姐当时同在龙湾区一家电子厂打工，因厂里订单萎缩，他被“结清工资”，堂姐却幸运地留了下来。

除了亲友之外，留下一床铺盖，是他们对这个城市一份特别的挂念。

或者说，他们留着一个梦想。

快10点了，杨正强才起床，忙着跟记者解释：“昨晚玩台球，玩到11点多，又被一个老板找去试机。”他说，凡是有找工“诚意”的新老板，录用你前都要看手艺，必须试机的。

这次，他有些犹豫，因为这个老板开的工资低，比他原先少了200元。

“其实工资并不成问题，主要看老板对工人好不好——这个最重要。”他告诉记者，原先的老板给他的工资是2000元，还计件额外算点报酬，“老板对人好，昨天还打电话来叫我去她厂里继续干。”

他去年7月离厂返乡时，业务不见好转的老板一边“挽留”他，一边说等机器都开起来的话，一定会打电话叫他回来。他说：“我上午先去那里看看，假如没活儿给我干，就当给老板拜个年吧。”

杨正强理解老板，老板有老板的难处。

……出了蛟翔巷，走过两个街口，坐公交车从沧河巷到航标路口下车，再走一截路到航标路40弄7号，上午11点，杨家兄弟俩轻车熟路到了目的地。

“来啦？”中年女老板二话没说，把手里用绳子穿好的一片钥匙荡了荡，在门口扔给了杨正强。她要一个“安徽师傅”给杨正强“交待一下明天的活儿”，转身就走了。

看得出，她非常信赖杨正强。

印刷厂很小，才4个工人：两个印刷，一个切纸，另一个装订。在杨正强的“单位”里，杨正拾也默不作声地帮衬着兄弟，一起给印刷机点油擦拭、开机运行，为明天开工作准备。

杨正拾在电子厂打工之前也在印刷厂干，这次回来是想找一份印刷工的活儿，但还没有着落。

回蛟翔巷的路上，杨正强一直把那片钥匙拿在手里把玩着，有时边走边提着拴钥匙的绳子不停转圈，直到在路边快餐店落座才收进口袋。

“这是开印刷厂大门的钥匙，我又有班上了……”说着说着，他朝记者开心地笑了。

杨正拾默不做声。后半截路程，他踢着地上的一只烟盒，最后一脚踩瘪，还狠狠地旋了两下。

他显然有点急了。在路上，他边走边翻几份当地报纸，有时干脆在街边一蹲，对着招聘广告一个接一个地给招印刷工的厂家打电话。

他一直拿杨正强的手机在用，打完一个电话刚递给杨正强，突然想起什么，又要过来，接着打。

从快餐店一起身，他就把杨正强的手机顺手插进了裤兜，等打下一个电话时，包括自己的手机也一起掏了出来——他在家办的电话卡早已停机，打不通电话了。

“我还不清楚自己最后会在哪里。”杨正拾手里抓着两个手机捏来捏去，说出他没有办温州电话卡号的原因。

记者似乎隐隐感觉到：在温州办一个电话卡号，就等于真正认定了这座城市……或许，这指甲大小的电话卡，就承载着一个农民工的身影和气息，只要你的电话“响”着，你就肯定留在这个充满阳光的城市，晚上能钻进从家乡带来的棉被里歇息……

办一张新电话卡要花100元，如果找不到工作得回家或去别的地方碰运气，100元钱就等于打了水漂。

对连两块钱一次的公交车都舍不得坐的杨正拾来说，这100元是一笔不得不算计的成本。

正月十五

徐训要兄弟找到

“车螺丝”的工作

很早就听说温州华盖广场有一个“施粥”的“红日亭”，记者很难相信，就为了喝碗热粥，每天会有好几百人不惜脚力走到那里。

2月9日，正月十五早晨8点，“红日亭”空空如也。

旁边一个吃着煎饼的汉子说：“来喝粥的全是外地的农民工。”

记者怀疑，他是道听途说。转身来到蛟翔巷60号，记者才发现：把杨正拾跟“丢”了。

这天，心情郁闷的杨正拾没睡懒觉，早晨7点多就和上第一天班的杨正强一起出门，在途中分手后，赶往一个印刷厂应聘。

而在昨天下午，杨正拾在杨正强的陪伴下去“试”过一个厂。但这次求工无果而终。

当时，记者观察到了这次求工的场景——

老板坐在家里的餐桌边，手指吧嗒吧嗒地敲着桌面问这问那，却一直没有回答杨正拾关于待遇的问题。“你出来迟了嘛”，“上次回家，是不是技术不行被辞退的……”老板一点面子也不给。

记者后来才发现，这是因为他的作坊里，有先到的一个伙计已上机开工了。杨正拾把自己在温州几年阅历的底牌一张张亮出来，杨正强在一边给帮腔：“温州买机器的吴金明、马勇，刻字的阿真，我们都熟悉。你这里不行，我们找别处去。”

从头到尾，兄弟俩似乎不想在面子上让老板占“上风”。

在这次求工的谈判当中，他们与老板之间显得很平等，像是甲方对乙方，没有丝毫求着老板的意思。

当天夜里，记者正牵挂着杨正拾。杨正强给记者打来电话：“杨正拾回来了，想明天再试两个厂，他不会离开温州的。” 杨正拾“不会离开温州”的原因，或许从杨家“第二代”农民工的求工地区分布中寻到端倪——这群堂兄堂弟堂姐妹共10人，有7人在温州，其中5人是印刷工，上一辈的大伯，也在温州一个小作坊帮人做饭。都出来了，他怎么能灰头土脸地回去呢？

“我回家是干不了什么的。”杨正拾曾告诉记者。

他哥哥在家帮爹妈种几亩地外，还“挖挖石头”。“你能在网上查到，我们新场乡的青石板非常好，很有名的。”但他有些无奈地摇摇头说：“上山挖石头、背石头，那种活计我是吃不消的。”

山里有好石头，杨正拾却没有对付得了的好身手。“在家能好好的，谁愿意出来？”

杨正拾的状况，其实跟同车来的徐训要差不多。徐训要家住离县城最远的阿拉镇，这次跟二哥徐训雨一起来温州。他大哥一家在瑞安，三哥一家在乐清，全是早几年陆续出来打工的。

家里只留下70多岁的老母亲，四兄弟6亩多田全送给别人种了。在来温州的路上，徐训雨曾告诉记者，他们兄弟会凑钱给老母亲买米的。

元宵夜守在宾馆写稿子时，徐训要打过来一个报喜的电话，说他们找到工作了。 “我们兄弟俩在乐清找到了‘车螺丝’的工作，同一个厂。”他说，“今天，在一个工厂门口看到要招人，就进去了。”

“车螺丝”不要技术，第一个月拿1200元，从第二个月起拿1400元工资。我们没技术，已经满意了。”

徐训要今年37岁，徐训雨今年44岁，但兄弟俩一直没有成家。俩兄弟从湖南凤凰县出发时，原想在温州找一个建筑工地和和灰沙。但没想到，自己会来这里车螺丝。

记者为他们在元宵节这天落实了工作感到高兴。

元宵夜

这些农民工并不像

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在记者重点跟踪的四个兄弟中，目前已有三人找到了工作。杨正强进了温州的一家印刷厂，徐训要和徐训雨在乐清找到了“车螺丝”的工作，只有杨正拾还没有着落。

他们都属于出发前心里没什么底儿的跨省求职者，应当说，他们之中的三个人能在短短几天里就找到工作，真算是很顺利的。

挂断徐训要的电话，记者回想岁末年初以来追踪采访，心绪久久难平。短短的20天行程，南下进入深圳，北上到了北京，疲惫的记者也曾想偷个懒，就近三赴广东，把一个农民工找活儿干的全程记录下来，没成想一车搭到了温州。

人在旅途，就难免要面对各种变数，正如记者，南北穿梭，坐的是火车，西来浙江，坐的却是汽车。

徐训雨、徐训要兄弟及杨正强、杨正拾兄弟来自湖南最偏僻的山区，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远离家乡。他们在温州“比较”厂家的待遇，其实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他们手上没有筹码，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

记者的眼前不时闪现着到温州前后的琐琐碎碎——

2月8日下午，陪杨家兄弟在街头溜达着去找工作。在朔门万岁里农贸市场附近，杨正强忽然停下，扬起手指着头顶上一块牌子叫出声来：“朱自清旧居！”

他一脸惊喜地对记者说，在温州呆了四五年，竟然从没发现过朱自清旧居就在眼前。

杨正强初中毕业，杨正拾初三没念完辍学，他们都知道“朱自清”，学过“朱自清”写的课文，可是谁也想不起是什么篇目了。 “假如能列举出朱自清的文章，你们就有可能像常德的金志红、肖伟那样干数控加工，或者像湘潭县双江村的那些厨师一样，过上像样一点的生活……”当时，记者在心里嘀嘀咕咕，却不忍心说出。

而闪念间，又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苛刻。

农民工漂泊在外，打工找活儿，有着野骆驼一般的机警和耐力，能嗅到一洼遥远的水，嗅到一丝随时可能逼近的威胁。徐训雨、徐训要兄弟通过自己在温州打工的朋友传递的信息找到了活儿干，杨正强、杨正拾兄弟，则透过印刷小作坊酒水单、点菜单、入库单这类“小玩意”的业务出现回升的迹象，嗅到了工作机会……

“大一点的机器，就不会操作了。”找工路上，杨家兄弟告诉记者。他们只会六开小胶印，以及接近淘汰的凹版印刷术。杨正拾还没有印过250克以上的纸，没谁有闲工夫教他，他也因此看着几个更好的机会白白在眼前破灭。

杨家兄弟，就是属于自己那片“沙漠”的野骆驼？记者想。

“你要把我们农民写得好一点！”从凤凰县和记者同车抵达温州的农民工张天顺的嘱托，一直让人无法释怀。

身在温州，遥想凤凰：元宵节将要过去了，千里之外，可还有准备动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