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岁末，各地为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消息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集中”、“专项”、“举措”、“成果”等字眼向人们传递着诸多部门或机构年终为农民工办好事、办实事的信息。上周末，北京市建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还联手推出“强硬措施”：对拒付农民工工资的房地产开发商，将协同法院，停止其销售或拍卖部分房产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为农民工追讨欠薪当然是好事、实事，考虑到眼下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今年的清欠行动会更有针对性。在可以预期的明年，或许压力更大，任务也更艰巨。因此，对于大张旗鼓的岁末集中、专项、强力的清欠，我们应该再多一些思考：除了讨薪，还需要做什么？

首先，在欠薪问题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工？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及时足额发放工资”，更多的非农民工劳动者没有或者很少遇到欠薪问题，而农民工却非得到年终才能结算，这是什么道理？是用人单位无视法律，还是有关部门执法不严？抑或都视农民工为弱势群体，忽视了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不解决，农民工的欠薪、讨薪仍然会继续，甚至积累成为更大的问题。

其次，清欠有成果，但为什么行动总是要年终？发生了欠薪就应该立即解决，而且因为数额少，矛盾分散，解决起来并不难。累积到年终，数额大、问题多、又集中，反而增加了工作难度。这个道理并不深奥，怎么就不能付诸日常的行动？年终集中行动固然声势浩大、成果显著、社会影响广泛，但这中间有没有一种不宜言表的“政绩冲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需要从日常做起，在点滴中体现，办事就是政绩，而不在于声势，更不在于数字。

第三，清欠只是农民工问题的一部分，相关部门有没有更全面、更周密的通盘考虑？面对日益显现的经济困难和已现端倪的企业裁员、农民工返乡，这个问题不能不提上日程了。上周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六项措施，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和决策，各地应该迅速行动，坚决贯彻，并且根据自己的实际组织实施，把中央的决策落到实处，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年终清欠，自得于些许成绩。

最后，要彻底解决包括欠薪在内的农民工问题，能不能尽快建立起长效机制？农民工问题关系到社会转型、国家发展，不是在特定形势下、一定时限里，采取几次集中、专项行动就能够解决的，必须有长远考虑、统筹安排，直至以法律法规给予规范。以欠薪问题为例，既然相关的劳动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就应该依法办事，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而不能平时不严，年终“算账”。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发生之初，解决在分散状态，解决在农民工最需要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工作。

年终清欠，除了讨薪，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在农民工问题上，某些部门和干部的思维理念、工作方法、能力乃至作风，也应该在“清欠”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