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人们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气候谈判比喻成“通往婚姻的约会”，希望一年后波兰波兹南的谈判成为开始打造“共同愿景”的婚姻殿堂，而２００９年丹麦哥本哈根谈判则有婴儿呱呱落地。但一年过去了，人们却发现，波兹南谈判看上去只是部长们的又一次约会，人们对一年后在哥本哈根会产生什么样的协议持有疑问。

奥巴马能源政策能走多远？

奥巴马最近曾表示，美国到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回落到１９９０年的水平，而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到２０２０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１９９０年削减２５％到４０％。奥巴马的表态无疑与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即使奥巴马本人有意愿减排，他能否成功说服国会通过，尤其是在哥本哈根谈判前通过国内特定减排目标呢？１９９７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曾同意通过《京都议定书》，但在国内却从未提交给国会批准。

金融危机冲击有多强？

金融危机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担心强制减排会使经济继续衰退，因而不愿作出切实承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全球碳交易市场的资本受到影响，特别是当今国际油价下跌，人们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将再度增长，可再生能源产业等减排和提高能效项目的发展势头可能受到抑制，从而阻碍向有助减排的生活方式的转型。

欧盟和日本变数有多大？

德国、波兰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认为，减排可能危及就业和经济发展，它们的态度将对欧盟参与气候谈判的积极性产生影响。欧盟在气候谈判中一向扮演推手角色，但现在可能成为气候谈判的一个变数。

根据联合国的有关数据，《京都议定书》要求欧盟原１５国２０１２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削减８％，但在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６年间，它们的排放量反而增长了０．８％，距承诺越来越远。

更令人失望的是，一些发达国家仍在十多年前就已确立好的气候谈判基本原则问题上纠缠。日本一度提出“按行业设定减排目标”机制，遭到发展中国家一致指责。因为这实际上是用全球性的行业指标，混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把本应由发达国家承担的减排义务转嫁到发展中国家身上。（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