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适房建设上，学者茅于轼的观点一度遭到“炮轰”。他认为，经适房既没效率又不公平，只有毛病没有好处。日前，茅先生的这番话“一语成谶”——据12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近日，河北、辽宁、山东等地先后停建经适房，一改过去重经适房、轻廉租房的做法，纷纷提出以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解决低收入者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河北石家庄、山东济宁等城市拟将廉租房和经适房申请条件“并轨”，逐渐减少经适房建设、分配规模。

地方政府弃建限价房和经适房、大力建设廉租房，这种简单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思路也许自有其考虑，比如，一方面，在房价下跌的情况下，限价房和经适房会对商品房的销售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加大廉租房建设，不仅可以避免经适房难建、难卖的劣势，而且能够确保商品房房价的相对稳定和政府在楼市财政方面的收益；另一方面，廉租房建设“需要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以及公积金收益、土地出让收益来共同完成，资金保证上更具优势”——据悉，此轮廉租房建设，地方政府将有20%的资金可以从中央财政获得。

可见，地方政府的上述做法其实是基于现实思考后做出的“趋利避害”选择。问题是，如果从当下全局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是合理、有效的举措吗？经适房建设、出售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金融风暴的影响，更有其建设、分配过程中固有的管理问题。谁能保证这些关乎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不会出现在廉租房上？

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格局的设置，是出于“各司其职”的考虑，简单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很可能破坏这种平衡。“各司其职”的经适房和廉租房，面对的是不同群体的住房要求。简单化以后，有可能出现两种后果。第一，“各司其职”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会失去其固有的调节、保障并重的作用，一旦房价乱象出现，回调难度很大；第二，在“夹心层”的住房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弃建经适房，可能使需求和供给出现断裂。而弥合这一断裂，并不轻松，“夹心层”的利益很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笔者以为，与其弃建经适房不如强化管理。从国务院有关规定和90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设置格局看，经适房和廉租房建设的框架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设法激励地方政府在经适房建设上的积极性，督促地方政府保质保量地完成6000亿元经适房投资建设。同时，力促解决当前经适房建设、分配过程中出现的涉及效率和公平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