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后的今天，上海市70多个区县局、80多个街道、500多所学校、1万多个基层单位和300万人仍选择读书这一美好的生活方式，在知识的海洋中上下求索。”

说起“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刘宝华的话语中总是充满自豪，又不乏诗意。

自1985年正式调入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以来，现为副主任的刘宝华可谓职工读书活动最直接的见证者。

“这是一次永不中断的智慧接力，这是一场不散的阅读盛宴。”在一篇纪念“振兴中华”读书活动25周年的文章中，刘宝华充满激情地这样写道。

在他看来，读书活动蕴涵的无穷力量，加快着工人阶级知识化进程，为整个社会提供前进的动力，其自身也由此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

肇始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聊天

在刘宝华的记忆里，“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肇始于一次看似偶然的聊天。

那是1982年初，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张伟强在食堂吃饭时偶遇《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闲聊中两个老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眼下职工读书活动很热闹，应该联合起来做点什么。一拍即合，两人当场便商量开了，最后决定搞个读书活动。

198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一版刊出题为《欢迎你参加职工读书活动》的告示：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上海市总工会、共青团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和上海市出版局共同发起开展上海市职工读书活动，并举办职工读书奖。

告示指出，“读书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书目将围绕当前党对职工教育的任务和要求来选定。今年围绕‘三爱’（爱祖国、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以读中国近代史为主”，并明确要设立“职工读书奖”，读书奖着重于精神奖励，同时适当给予物质奖励。

同日的《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另一则告示：“上海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读书指导委员会将负责协调有关读书指导、组织推动及‘职工读书奖’评选方面的工作。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紧接着，又发布了为“职工读书活动”征名的消息。出乎主办者意料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收到来自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征信达2066封。根据多数读者的意见，职工读书活动定名为“振兴中华”。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当年，上海市就有62个区县局系统的20万职工参加以读“三史”为主的读书活动，组成了11495个读书小组，1983年便增至60万人，1984年又增至90万人。

读书活动这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在吸引了越来越多职工的同时，也很快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1983年4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了职工读书经验交流会，介绍了上海开展“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的经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读书活动经验，倡议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

5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在全国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的决定》。

排队领借书证的人围着文化宫绕了三圈

对于职工读书活动的兴起，全国总工会有关报告中有着深刻的分析——职工群众读书学习积极性的高涨，主要是被十年内乱耽误了学习的年轻一代，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重要。他们有的深感“失掉的时间只能用加倍的努力夺回，欠缺的知识只能用勤奋的学习补偿”；有的为“振兴中华”，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中探求真理；有的带着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疑问，想在书本中找到答案，解决人生的正确道路；有的希望通过读书提高修养，充实生活。

如果把目光往前追溯，可以看到：恢复高考，激起了无数热血青年深埋心底的“大学梦”。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参加高考的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明确了以“双补”（即1966年后进厂青工的基础文化和岗位技术教育补习）作为今后几年内职工教育的重点，以及高等函授教育、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自学考试等成人高等教育的恢复、创办和发展，更多无缘大学的青年们踊跃投入到读书学习的行列之中，补技术、考文凭。

1979年，错过了第一次高考机会的刘宝华，终于抓住了上海市南市区业余大学招生的机会。

1982年，经过三年多业余自学，刘宝华取得了大学文凭，在上海第四钟厂当青工政治轮训和高中语文课的教师，还是读书活动的组织者。“那会儿读书活动真是开展得热火朝天，大家的热情之高，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简直不可想像。”

那是1981年前后的事儿。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在人民广场贴了一个告示，大意是明天开始发放3000个借书卡。不料当晚就有人开始排队，到第二天早上预定的发放时间时，排队的人们围着文化宫周边的西藏路、文化路结结实实地绕了三圈，以致市总工会领导不得不临时商议增加借书卡发放数量。

1982年5月，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市职工读书指导委员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型报告会，邀请当时名噪一时的演讲家——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李燕杰作题为《德在学识与真善美》的报告，听众逾万。“这真叫人山人海，但人们绝不是为了赶热闹，而是发自内心地想学习。”

刘宝华告诉记者，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求知欲和危机感，职工读书活动很快便显现出明理、立志、求知、成才的效应，涌现出一大批读书“明星”。

——叶敏，曾是上钢五厂出了名的“刺儿头”，从参加读书活动的知识竞赛起步，不仅成了职工读书活动的先进分子，还竞选当上了区人大代表；

——许龙祥，一个曾经让亲人失去信心的“文盲加捣蛋鬼”，在读书活动中认清了人生的意义和前进的方向，在“双补”中当上“三好学生”，并光荣地入了团；

——杨智丽，一个原先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基层政工干部，被读书活动卷入知识的海洋，两次荣获全国读书积极分子称号，撰写的论文连年在市里得奖；

……

这些由读书活动催生的典型，又以其真实感人的蜕变点燃了更多人心中的理想火把，助推着读书活动的蓬勃发展。到1986年读书活动迎来5周年时，上海市已有8万多个读书小组，参加的职工逾100万人。

而1992年开展的一项对213名历年读书活动先进个人的抽样调查则显示，这些人中原来文化程度初中以下的34.7%、高中以下的占63.5%，现在大专以上的占82.6%；党员比例由原来的34%，增加到62%；原来有60名工人，现在有53人走上各级技术、管理或党群干部岗位。

读书打开了一线工人发展进步的通道

就在刘宝华们全身心投入到“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中时，南通通棉一厂的刘德林已开始用读书掌握的知识降服“洋设备”了。

与上海隔着长江对望的南通，虽然地处苏北平原，却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1895年，著名民族资本家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可谓开中国工业文明之始。而大生纱厂就是通棉一厂的前身。

自上世纪70年代初走进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厂子，刘德林便被安排在动力车间内线班工作，整天与电器和电子仪器打交道，既要动手还要动脑，特别是安装调试那些进口的洋设备，更是对知识甚至尊严的全面“大考”。这，逼着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不得不重新捡起久违了的书本。

1982年11月，南通市总工会联合团市委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振兴中华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的通知》。此时，技术工人刘德林已是远近闻名的“读书人”，他多次攻克洋设备并进行技术革新的经历被传为美谈。刘德林很快在读书活动中崭露头角，不仅获得高中文凭，还入选市总工会实施的“421”工程（即组织40万职工培训、20万职工练兵、10万职工大比武）重点培养对象。

与上海有所不同的是，职工读书活动在南通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体经济的涌动发展。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江苏开始出现镇办甚至村办企业。一旦走上办厂的路子，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对知识和技术提出直接而紧迫的要求。迫于生存和发展，许多企业不仅厂长带头学知识、学技术，还鼓励职工自学成才。

这在唐闸镇体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大生纱厂所在地，早在20世纪初，唐闸便成为“工业原料和产品进进出出；各类人员忙忙碌碌；水陆车船来来往往；上下班的工人如水似潮”的新兴工业城镇。深厚的工业文明底蕴，使得唐闸镇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同样走在前列。

1978年，针对企业和职工的这一需求，唐闸文化宫开始尝试以职工图书馆为阵地开展职工读新书活动，利用业余时间组织职工读新书、写心得。活动一推出即得到热烈响应，加入读新书活动的职工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

刘德林所在的通棉一厂，便是唐闸镇读书活动开展得最好的企业之一。当时，厂里18名政工干部都是厂读书自学小组的成员，既当学生又做教员，各种涉及政治、历史、文学等文化补习活动在厂里开展得十分红火。

据当年参与读书活动的老同志回忆，1982年南通市总工会联合团市委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振兴中华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的通知》，就是为了放大已经过四年多培植的唐闸文化宫的经验，绝不是对上海振兴中华职工读书活动的简单模仿，“更何况，那时全总还没在全国推广上海的经验”。

不论事实如何，这至少可以从中一窥职工读书活动的顺应时势及其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盛况。更重要的是，读书活动确确实实为千千万万像刘德林这样低文化、低水平的一线职工发展进步打开了通道，燃起了希望，改变了人生。

从获评南通市职工读书自学成才奖起步，在知识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刘德林，技术革新不断，逐步成长为声名响当当的工程师，几十年来直接创造效益在千万元以上，并获得了全国青工杯“五小”智慧杯竞赛奖、全国职工自学成才标兵、全国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

“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的作用远比物质保障、送物慰问、文娱比赛等意义和价值大，改变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群体，更可能是一个企业或一个时代。” 刘德林说。

走出低潮迎来“又一春”

事物发展总是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职工读书活动也不例外。

1987年，“经商热”、“出国热”等对读书活动形成了一个个冲击波，“读书无用论”思想重新抬头，“读书热”开始“降温”。在上海，开始出现读书活动参加人数大幅度下降，不少读书小组自行解体的情况。

“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市工人文化宫，被人们称为西藏路上有一个职工的‘家’。”刘宝华说，过去这个“家”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但到80年代末时逐渐“门庭冷落”，参加读书的人数锐减，不少活动甚至搞不起来。

与此同时，各种怀疑、否认的观点纷至沓来。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是，读书活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就此收兵了。

关键时刻，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于1989年召开了扩大会议，邀请各区县局读书活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会上，来自机电行业、冶金行业等读书活动“标杆”企业有关负责人纷纷表态绝不放弃，上钢一厂工会主席卞进利发言的题目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更令大家备受鼓舞的，出席会议的上海市委领导在讲话中指出，读书活动的历史使命不仅没有完成，而且必须继续发展，发扬光大，并对继续深入开展读书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

不久，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切实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把精神文明建设搞好”。这给读书活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与此同时，读书活动的组织者与时俱进地深化读书内容、创新读书形式：在走过从读“三史”到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发展的阶段后，结合现实需要，提出了开展读书活动的“四自原则”（即自愿参加、自由组合、自选书目、自学为主），大力推广了以“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为主要内容的岗位读书、岗位成才活动。

各基层单位也纷纷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职工选择读书课题，提供书源资料，开展辅导交流，安排考核等，有的还设立奖励基金，颁布奖励条例，对学有所成者予以嘉奖、提级、增加工资等，有效调动了职工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参加读书活动的人数逐步回升，并巩固和新建立了一大批各种各类读书小组。据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1992年2月对13个区、局的调查显示，参加读书活动的人数已回升到34.6万人，比最少时的25万余人上升了4.9个百分点；读书小组也由不足8000个，增加到1.4万多个。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读书活动的范围开始从企业向部队、学校、街道和劳改系统延伸。

南通的情况与上海也差不多。1989年跌入最低谷，读书小组数量由8000多个下降到2000多个，人数则从15万多人下降到9万多人，到1992年则迎来了读书活动的“又一春”。

但在刘德林看来，读书活动最终走出“低潮”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随着掌握知识和技能在企业里有了用武之地，越来越多的工人尝到了学习的甜头；另一方面，工作中不时遇到的知识门槛和本领挑战，又促使着工人们要有所能和有所为，必须坚持学习不停步。“绝大多数参加了读书活动的人，都会有我这样的体会”。

与时俱进是读书活动生命力的根

“有一种希望叫读书，人生因你而改变命运！”今年1月8日，上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25周年纪念庆典暨第九届上海读书节闭幕式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而这一颇为煽情的主题，正是读书活动“铁杆粉丝”们共同的心声。

刘宝华参与了整个活动的组织策划工作，尽管累得快趴下了，但激情依旧。“走过25年，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状态和生活乐趣。更重要的是，读书的力量裂变式地释放，改变着个人的人生，也改变着整个社会”。

统计显示，25年来，上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评比表彰12次，评出先进单位、优秀读书小组等先进集体2491个；读书成才奖、读书育人奖、读书奖等先进个人24396人。还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上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还被评选为首批20个“上海市群众文化活动特色项目”之一。“这充分反映了社会和广大市民对读书活动的认同。”

不过刘宝华认为，读书活动能坚持到今天，从更高层面看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选择。“与时俱进地服务于社会、企业、职工的需要，是读书活动生命力的根。”

比如，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读书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学知识、学科学、学技术”，同时班组课堂、周末学校和民工学校应运而生，便是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这一改革发展的新形势；而进入21世纪，读书活动逐步与上海市总工会正在实施的“职工素质工程”以及后来全总倡导的“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当知识型员工”紧密结合起来，则是与“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接轨，更好地为建设学习型城市、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在读书活动的理念和内容不断深化的同时，读书活动的载体和形式也悄然变化。

1995年，为给构建学习型城市营造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举办了首届上海读书节，迄今连续举办了10届。如今，读书节已成为了市民的一个文化节日，成为上海城市的文化品牌； 2001年1月，上海市读书指导委员会又发起了万人签名的“迈向21世纪的学习行动宣言书”，使“读书，让希望变成现实”成为广大市民的实际行动……

借助这些载体，读书活动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去，读书活动进企业、进班组、进社区、进双休日的新格局初成。在上海，如今已形成了以支柱产业为代表的职工读书活动，以社区、街道、楼组为代表的社区读书活动，和以农民工群体、郊区农村和两新组织为代表的新兴读书活动的“三大板块”。

与此同时，读书方式日趋现代化，早已由上世纪80年代创造的“三大法宝”（即知识竞赛、演讲、征文），扩展到网上读书交流、读书网页制作、远程教育学习、信息化教育等多种形式。

作为读书活动的组织者，刘宝华自己就是读书方式更新的大胆尝试者。有书痴之称的他一直以拥有1.5万册书而自豪，如今最得意的“作品”，却是以自己的小名“阿华头”在雅虎上开的博客。“我坚持3天更新一次，开博1年，发表了193篇文章，30万字，点击率已达28万次啦。”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用群众愿意接受的方式来开展活动，是读书活动一大经验，也是今后不断发展必须秉持的原则。” 刘宝华说，如果内容、方式和手段不能跟上时代节拍，读书活动同样可能被淘汰。

至此，不由地引发记者这样一个思考：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显现，职工读书活动又该如何推进，去沉着应对新的人文环境呢？人们又将怎样认识读书产生的文化动力说？

“在新形势下，读书活动依然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市读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汪兰洁表示，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发生发展起来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为广大职工群众和市民营造了一所与时俱进、终身学习的社会大课堂，开辟了一条明理求知、奉献成才的学习新途径，开创了为实现共同理想而求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发展新境界，这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同样，在今天，职工读书活动必将以上海新一轮发展对职工群众的新要求为动力，充分发挥工会“大学校”作用，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素质和文明程度，为上海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再作新的贡献。

（感谢刘宝华、张路、钱祥圣、杨哗鹃、鲍冬和、王君东等对此文采访写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