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有一段历程，印证着社会的转型，也让我们简捷清楚地看到文化的改变和走向，那就是文化偶像的衍变历程。

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偶像也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偶像，它伴随着我们一代代人的成长，上世纪70年代的陈景润、邓丽君；上世纪80年代的张海迪、老山英雄、三毛；上世纪90年代的李宁、罗大佑；新世纪的周星驰、李宇春……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偶像的变化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

偶像，从“崇拜”开始

30年前，刚经过“文革”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百废待兴。

在这样的情况下，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陈景润就成为国人民族振兴愿望的一个投射对象。一篇《歌德巴赫猜想》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无比热情，陈景润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向科学进军”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它所造成的影响之一，“当科学家”成为当时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有的铿锵有力的回答。

上世纪80年代的偶像，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传统的社会道德楷模。他们当中有身残志坚的“中国保尔”张海迪、为救人牺牲的张华等。这些偶像，以他们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拼搏精神成为大众景仰和学习的对象。另一类偶像则是在各行各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成功人士。在体育界，中国女排以“五连冠”为中国人找回了自信和骄傲，成为万众仰慕的焦点；在文学界，顾城、舒婷等诗人成为无数文学青年心目中的英雄。

这时的偶像多是在逆境中崛起的英雄人物，表达出来的奋力拼搏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那一代的青年人，并成为年轻人战胜逆境、激励前行的精神偶像。

从“崇拜”走向“喜爱”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偶像开始从让人崇拜的英雄转到可与其有心灵、感情相通的“喜爱”。

写出《窗外》、《聚散两依依》、《梦的衣裳》，唤起年轻人向往纯美爱情的作家琼瑶。有人回忆起刚看琼瑶电影的感觉说：“恍恍惚惚，不知身在何处，第一次知道，原来恋爱可以这样谈！”，琼瑶题材电影的扮演者林青霞、吕秀菱、秦汉、秦祥林等承载着琼瑶故事中感情，也作为偶像席卷了内地。

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一批“歌星”渐渐成为之前英雄偶像的替换品。 邓丽君让那些听惯了口号式歌曲的男女老少，体会到情意缠绵，柔情万缕；刘文正和罗大佑长达10年的流行歌曲，给听众带来的不再是仰望远方的崇拜，而是一种心灵的相通和慰藉。渐渐地，对偶像不再是高高的仰望，而开始追求与自己心灵能够相通的偶像。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绝大多数30多岁的人，今天去唱卡拉OK时，罗大佑的歌仍然是必点的歌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偶像的选择出现了一个明显趋向，偶像渐渐向娱乐明星靠拢，而且，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王朔等成为叛逆的代表，这类偶像以嘲弄一切正经事物、调侃一切权威和正统的游戏态度成为了青年的新偶像。

在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之后，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取代了过去有思想深度的文化形式。尤其年轻一代的偶像主要来自港台的娱乐明星，张国荣、梅艳芳、王菲、周杰伦、四大天王、F4等等，娱乐明星通过各种媒体占据了他们的眼球和感官。

从单一走向多元

进入新世纪，随着生活的多元化，偶像也从单一走向多元。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偶像”相比，偶像概念更加宽泛，不仅超越出了传统学习型偶像的范围，增加了爱慕型的偶像，昔日那样一呼百应，全民崇拜的偶像时代开始结束。

这时期，比较明显的趋势，一是每个偶像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到后来的“三五月”，变换非常迅速；二是老百姓热衷自己选偶像，最明显的一例是电视选秀火暴，如电视选秀“超级女声”产生不少颇有明星特质的选手成为新偶像。

多元的局面，使偶像既有“实用型”成功人士比尔·盖茨、索罗斯、柳传志等知识英雄、企业家，也有大红大紫的韩寒、于丹、马未都那种本来属于幕后的文化人；既有“寄托”了中国人飞天梦想的太空英雄杨利伟，也有雅典奥运会上诞生的“世界飞人”刘翔；既有电视剧《士兵突击》中凭借“钝感力量”成为偶像的虚构人物“许三多”，也有活跃于网络上低俗的“芙蓉姐姐”和屡遭调侃的“小胖”等“各色网上虚实人种”；既有70岁成街舞明星武阿姨那样的平民百姓，也有汪永晨那样热心公益环保的民间人士……

在偶像演化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有媒体报道，去年杭州某中学进行的一次新时期的中学生偶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历史人物的魅力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学生的心目中，雷锋与周杰伦、姚明一起，都进入了这个“偶像榜”的前10名。而 “雷锋班”“走进杭州市小学的消息，则表明他们的精神在下一代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也更加佐证了他们身上依然具备成为时代偶像的素质。

时移事易，偶像的更迭印证着时代的变迁，也印证着改革开放时代生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