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已从血液、吸毒传播转变为性传播
控制艾滋病蔓延面临新挑战

志愿者在北京三里屯酒吧倡导“红丝带”精神。 戴冰 摄
【新闻背景】11月25日,北京2008年艾滋病防控工作会议发布:今年1月至10月份,北京市累计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5635例,艾滋病经性传播所占比例已达54.6%;11月26日,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通报: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3322例,其中,1-9月新增病例一半以上是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
12月1日,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前夕,北京、云南、广东、山东、甘肃、新疆等地卫生部门有关一年来防治艾滋病的工作通报相继出炉,结论惊人的相似——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已从血液、吸毒传播转变为性传播。
艾滋病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其传播途径在中国呈现的新趋势,使有关部门在遏制艾滋病蔓延中面临新的挑战。
性传播成为艾滋病第一传播途径
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局长郝阳11月26日透露,去年全国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5万人,相当于每天有140人被感染。
“性接触传播艾滋病让中国艾滋病越来越难控制。”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主任蔡卫平说。
作为广州市惟一一家收治艾滋病人的医院医生,蔡卫平接触过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但最近收治的一个病例让他很痛心。病人只有19岁,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因为性生活混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虽然目前该患者的HIV病毒未发作,但最令人担忧的是如何避免艾滋病病毒继续传播,”蔡卫平表示,现在对该患者的治疗重点放在了对他的心理辅导和教育上。
云南省是我国艾滋病重灾区,全省报告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占全国感染人数的四分之一。吸毒传播一直以来都是云南艾滋病高发的罪魁祸首,然而,今年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性传播首次超过了吸毒传播跃居艾滋病第一传播途径。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陆林分析认为,这一结果产生,一方面因为2005年至2007年云南省开展了三年“禁毒防艾人民战争”,禁毒工作取得巨大成效,通过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人数在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则由于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扩大和一些性传播途径受到大家忽视,导致了通过性渠道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增加。
我国最权威的艾滋病报告之一——《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7)》则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经超过了70万,在新感染病例中,44.7%为异性性传播,12.2%源于同性恋性行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是经性传播感染的。
农民工跨入艾滋病易感高危人群
20岁的小朱,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在北京郊区一个建筑工地务工。谈起艾滋病,这个还没有谈过女朋友的年轻人脸红了。对于小朱来说,艾滋病是一种“很恐怖又很难治”的性病,只要“不出去乱搞,一般不会传染上”。至于怎样预防,病理特征如何,他都不清楚。
小朱所在的建筑公司有上千名外地农民工,大多只读完初中。他们当中有一大半成了家,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另外一小半是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大多二十岁出头。
据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平均3年转换一个打工城市,3年转换一个打工行业,1.8年转换一个打工单位。
“这些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基本游离于艾滋病防治体系之外,通过性行为感染艾滋病风险越来越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认为,1.5亿农民工已经跨入艾滋病高危人群。
这并非危言耸听。据北京市卫生局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10月份,北京报告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共计755例,北京市居民仅占22.8%,其余77.2%是外地及外籍等流动人口。而在云南,性传播导致的艾滋病感染和患病人群中,农民工数量呈现叠加态势,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预测,如不采取综合防治策略,到2015年中国将因艾滋病感染累计失去500万劳动力。
有专家指出,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阶段及性活跃年龄期,工作、生活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并生活在单一性别人群中,极容易产生高危性行为。而一旦感染艾滋病毒,很容易将病毒传染给其家人,导致艾滋病从城镇向农村传播。
然而,农民工对于卫生防疫和预防艾滋病知之甚少,对艾滋病的危害、感染和传播途径缺乏基本了解,自我保护能力极低,都使这一群体面临艾滋病严重威胁时异常脆弱。
为此,200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了“职工红丝带健康行动”。今年7月,全总又与国际劳工局联合启动了工作场所预防艾滋病合作项目,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和关怀服务;10月中旬,“红丝带进千家工地活动”的防治艾滋病宣传培训在全国广泛开展,小朱成为300多万受益农民工中的一员。
定期宣教干预要扩大覆盖面
“虽然2007年新发艾滋病和病毒感染病例与2005年相比减少了2万人,但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全社会远未形成艾滋病防治的社会氛围和运行机制,宣传以及对高危地区干预措施落实不到位,针对农民工等流动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经费短缺等问题制约着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景秋表示担忧。
“我国艾滋病预防干预覆盖率依然很低。”邵一鸣说,在全国已经发现的感染者和病人中,仅有1/3能得到定期宣教干预。宣教干预对“商业性行为人群”的覆盖率只有39.8%,对男同性恋仅为8.7%,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基本游离于防治体系之外。邵一鸣表示,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艾滋病预防干预覆盖率达不到70%以上,很难发挥对总体疫情的控制作用。
据全总女职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全总将借助“职工书屋”工程,启动为“千家职工书屋配送防艾知识”活动,将防治艾滋病丛书陆续发送到5000余家职工书屋,以方便职工和农民工日常的学习阅读。同时,将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万名农民工防艾知识宣传员”,“防艾知识进百家企业”等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农民工对防艾知识的知晓率和自我防护能力。
“遏制艾滋,履行承诺”依然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这一主题已连续使用了4年。我国政府向世界作出的承诺是:2010年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2015年彻底阻断并逆转HIV病毒在中国的蔓延。
有关专家表示,要履行这一承诺,政府应调动更多资源,对艾滋病危害的防治宣传持之以恒,让全社会都了解艾滋病的危害。“敦促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民众学会保护自己,减少错误行为的发生概率,才能从根本上降低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艾滋病患者人数,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全总女职工部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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