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报9月14日一版刊载通讯《从死亡边缘拉回三千食道癌患者》，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今天，本报刊登本报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全面介绍河北医大“四院人”35年与老区百姓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能从中感受到，我们可敬可爱的医务工作者和老区人民的鱼水深情。

“癌症现在还找不到根本起因，目前还不能彻底攻破。现在只能‘打墙’，就是早发现早切除，就像老百姓打墙一样，截住了，就没事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院长王士杰教授说。

为了给河北省老区的磁县、涉县、赞皇等县食管癌、贲门癌高发区的病人早防早治，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以下简称河北省四院）从1973年开始，长、短期驻扎和利用星期天时间义务下乡相结合早防早治。

到现在，35年时间，“四院人”300余趟、3000多人次深入到山乡农村，行程80多万公里，普查百万群众，义诊8万多人，发现早期癌965例，癌前病变患者2233例，使“不治之症”患者得到及时“打墙”早治，绝大部分健康如初。

“四院人”成了食管癌高发区人们的“福星”“亲人”，山民们亲切地称他们是“永不走的医疗队”，是“为癌症‘打墙’的神人”。

山里人好面子，四院人想了个妙招：“谁来做食管检查，白送一斤油条吃”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发现河北省的磁县、涉县患食管癌的病人非常普遍，而且死于此病的人逐年增多。 1973年初，河北省四院在太行山区的磁县、涉县进行了一次食管癌的死亡调查。结果显示：磁县、涉县两个县是食管癌的高发区。其发病率是中国平均水平的5倍，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是全球最低水平——非洲西部地区的100倍以上。

同年5月3日，第一批由肿瘤研究所、胸外科、麻醉等科室的专家组成的医疗队进驻磁县。继而，又深入到革命老区涉县。

做食管癌筛查，谈何容易啊？山里人好面子，一说谁家有人查出了“不治之症”，这家人就抬不起头了，爹被查出来儿子连媳妇也娶不了。尽管你说破大天，明明白白讲清“早诊、早治”的好处，也没人来做检查。

动员，起初生产大队队部高音喇叭广播，专家们和干部挨家动员，把人叫到小学校、大队部，可一转脸，人又溜走了。

“后来，我们根据当地人的实际出发，想出来一招，在普查现场旁边支一口炸油条的锅，新鲜的、香喷喷的油条摆在那里，谁查了，做完后就白送谁一斤油条吃。”72岁的河北省四院内镜室原主任丛庆文教授说，“这法子还真灵，开始有人做了。我当时看了很心疼，还是穷啊！”

后来，再后来，时间长了，百姓们慢慢开始认识了：“四院专家是为我们好，还是做吧。”“四院人”反反复复动员，苦口婆心解释，诚意终于打动了老实巴交的山民们。

“大医生大教授一样啃窝头咸菜”；晚上睡觉，他们被虱子“咬出了经验”，把衣服用绳子拴好悬吊起来……

“每次星期天下乡义查义诊，我们内镜室是最紧张的。”河北省四院内镜室主任张立玮说。 她告诉记者，内镜室人员下乡，都是利用休息时间。过去小礼拜时，每周日下乡的前一天下午，就得在当天工作完毕后把胃镜机拆卸下来，然后装好车。

次日一大早就出发，开车两三个小时到村里摆下摊就干，工作到半下午才能吃午饭，然后晚上回医院后还得再重新把机器安装好，以便第二天正常工作。

记者在磁县采访时，或在县肿瘤医院、或在党政部门、或在山乡农村，不时的听到这些“老区人”说起他们心中敬佩的“四院人”的名字。

这些“四院人”中有长、短期驻扎下来的，也有只是星期天来义诊的。他们从第一任肿瘤防治所所长张毓德往下数，到现在已换了五任。

他们说，上世纪70年代初，张毓德、吴国祥、张振东、丛庆文、侯浚、阎付荣等几个河北省四院的大医生、大教授、科室主任。“在磁县最初建手术室时，他们竟然吃着咸菜疙瘩啃着窝窝头给泥瓦匠们当起了小工，搬砖头，和泥，刷墙壁，样样小活都认真干。”大家永远不忘就是这些大教授与大家同甘共苦，苦干2个月，磁县才有了第一个比较正规的手术室。

说起当年下乡普查时的艰辛，年过半百、长期下乡驻点的肿瘤防治室主任陈志锋笑谈当时一个现象：他跟教授阎付荣等人住在涉县井店村，大部分住在牲口棚里，睡的是地铺，那里的跳蚤虱子很疯狂，无缝不钻。

大家被它们“咬出了经验”，晚上睡觉时，身上全脱光后，把衣服用绳子拴好悬吊起来，这样虱子跳蚤沾不了身，也不能往衣服上跑。

内镜室主任张立玮讲了一个小故事：

在唐县当年白求恩大夫做手术的地方，一个小学操场上，当地百姓们竟然用洗涮胃镜的水桶，涮了涮就去打来水煮面条给我们吃。“我看见了，这太不卫生了，但不能不吃啊，不吃太伤老区人的心啦。”

每次下乡义诊，“四院人”都是一来到就摆开“战场”工作，一直干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吃饭。这饭是在老乡家里做的，或是煮地瓜，或是贴饼子，或是老咸菜，或是一人一碗大锅菜，大夫们不挑不拣吃得很香。他们临走时总是连柴火钱都一个“子儿”不少的付给老乡。

“走过来就要留下脚印，就是躺下了，那也要留下两块砖，让后人踏着继续向前走。”

在河北省四院，一说起义务下乡医疗的事，大家会一连串说出好多人的名字，而且给他们冠于“下乡专业户”的美名。

原副院长老教授赵继贤、原内镜室主任丛庆文教授、原肿瘤防治所副所长侯浚教授……他们这些人已年过古稀，大都已坚持义务下乡30多年。

丛庆文，今年72岁，老教授的颈椎病已有10多年了，曾两次做大手术。

山村的路坎坷不平，对于丛庆文来说，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但一听到有下乡的消息，他都是主动找来坚持出征。他和别人一样，白天忙着接诊，晚上到老百姓家里做宣传发动工作。

同事们和他开玩笑说：“丛主任，大医院可治不好您的颈椎病，只有到了革命老区百姓这里，你的病才会好啊！”

丛教授说，“我经常想起和那时还不是院长的王士杰院长一个蚊帐里睡觉拍蚊子的场面。一个人走过来就要留下脚印。就是躺下了，那也要留下两块砖，让后人踏着砖继续向前走。”曾经担任过肿瘤防治所副所长的侯浚教授，是在最困难时期带领肿瘤防治所人员中长期住到肿瘤高发区的“先遣兵”。这位如今已年近七旬的老人，当年在吃住行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走村串户进行肿瘤普查和科普宣教。

侯浚教授说，第一班下乡的老人有的已经过世，像张毓德、石守仁、阎付荣等，“他们是四院肿瘤防治事业的奠基人啊。” “义诊专业户”这是大家送给原副院长老教授赵继贤的头衔，他积极、认真、执著、热情、开朗，不怕苦不顾年迈，35年下乡义诊矢志不渝。年轻人都拿他做榜样。

内镜室高扬，32岁，前几年她的孩子刚一岁多，可一有下乡任务，她总是抢着报名。每一次出发前，高扬都是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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