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6日中午刚过，烈日当头。北京王府井新东安市场，喧哗如常。其东北不足100米处，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办公楼前，偶尔几个行人匆匆走过。“自然之友”的办公之地即在里面。

“这是我的名片”，执行理事梁晓燕递给我们的只是一张薄纸片。由于总干事暂时缺席，梁晓燕现在是“自然之友”的“大管家”。“这是与我们长期合作的一家印刷厂，用边角下料印的，免费。”

没有一次性纸杯，两只瓷水杯放在我们面前。一台风扇从另一间屋子拉了过来，墙上的空调没开。屋外，30多摄氏度高温，骄阳似火。

“自然之友”酝酿于1993年的玲珑园聚会，一年后正式注册为“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如今，其旗下集结了近万名环保志愿者。“环保事业从一些人的理念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一过程中，志愿者行动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他们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梁晓燕说。

1.种树，观鸟，捡垃圾

——“要把环保工作做好，就像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如果只有家庭主妇在维持整洁，而全家老少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主妇纵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

10年前，还在北京85中上学的陈蕊，跟随“自然之友”志愿者，到十三陵水库观鸟。《中国工商时报》记者周小林、吴红月在1998年3月31日该报的一篇报道中，记下了陈蕊看到的一幕——

“3月8日，天气很冷，水面上有一群天鹅正悠闲自在地休息。天鹅共19只，一只放哨，另有两只没成年的小天鹅在嬉戏玩耍。这时从大坝那边开过来一只汽艇将天鹅赶离了水面。天鹅群在天空中飞了十几分钟后飞走了。一小时之后，天鹅又飞回这片水域。可不到十分钟，游艇又开过来，这次天鹅飞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陈蕊很为天鹅们担心，因为观鸟小组的高武老师告诉她，天鹅是夜盲，如果天黑之前找不到一块宽阔的水域落脚，它们就会不停地飞，直到天明。

陈蕊可能没有看到的另一幕是，在那个年代，带上望远镜、鸟的图谱和一个笔记本到野外观赏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与听音乐会、看球赛一样，是一项有趣的文化生活。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900年前，宋代文豪欧阳修以诗句表达对笼中画眉的同情。900年后的今天，环保专家唐锡阳提出，把野生鸟关在笼中饲养是人爱自己，而不是爱鸟。他援引《中国林业报》记者做过的调查：鸟从捕猎到出售损耗率为20：1，也就是说，每只笼中野生鸟的身后，都有19只死去的兄弟姐妹。

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爱鸟和爱动物，“自然之友”成立了观鸟小组，志愿者们到野外观察鸟类习性，挂鸟巢，拴环保标志。

1996年4月的第一周是北京的爱鸟周。周末，“自然之友”会员梁若冰到京郊“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参观，印象最深的，是那块“灭绝者之墓”的名字——亚洲猎豹、新疆虎、无齿海牛、袋狼、渡渡鸟……梁若冰在心里祈求：“这名单不要太长，不要增长得太快。”

种树、观鸟和捡垃圾，是环保志愿者最初的“三大法宝”。

恩格贝，位于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腹地。1991年，80多岁高龄的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来到这里，与中国治沙志愿者王明海一起投入艰苦的沙害治理。

1996年8月1日至4日，国内第一支由非沙漠居民组成的志愿植树者一行73人深入到恩格贝，他们中有大学教师、公司职员、军人、私企老板、离退休干部，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等6个城市。当他们离开恩格贝时，留下了一片几千平方米的小树林。

第二年的7月末，当志愿者们再次来到恩格贝沙漠时，见到当地一小孩捅破了一个燕窝，将小燕捡去玩。志愿者们“指责”这个10岁左右的“肇事者”，“肇事者”把小燕放回了破碎的窝里。第二天，“自然之友”队伍后面多了个“尾巴”——那孩子和他妈妈。母亲怯生生地问：“能不能也让我的孩子加入？让他也有个机会听听你们讲的道理。在这儿没人给我们讲这些。”

一颗爱护大自然的种子，悄然落进孩子的心田……

“我们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儿童，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自然之友”现任会长杨东平说。

毕竟，在当时的不少地方，种树之类的事，政府部门尚无暇顾及。环保志愿者们就从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在广袤的大地上，播下环保的种子。

2.“哦，那是我的表亲”

——“我们最大的成就不是保住了哪一座山、哪一种动物，而是为社会上许多关注环保的人找到了一个共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家园。”

1998年7月2日，桂林七星公园。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中国民间人士正在举行一次环境问题的圆桌讨论会。

当梁从诫先生把一张滇金丝猴母女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时，克林顿问：金丝猴还有多少？

“大约不足1200只。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了人类之外，惟一的红唇动物。”

总统望着照片，“哦，那是我的表亲！”

全场大笑……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奚志农，一名环保志愿者。

1992年，在云南省林业厅工作的奚志农跟随一个研究组，第三次来到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有“雪山精灵”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栖息在这里。

10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悬岩峭壁，荆棘灌丛，再加上雨季的阴雨连绵，大雾弥漫，要找到猴子如同大海捞针。

7天了，奚志农只找到三四天前的猴粪。食物所剩无几，9月15日那天下午，他和同伴绝望地准备返回营地。

“猴粪！”从还在冒热气的猴粪断定，猴子就在附近。奚志农精神大振，快速穿过一个叫杜鹃岭的山脊。听到猴子“吱嘎吱嘎”的叫声，他趴在崖口俯身望去，200米外的一棵大树上，几只猴子正在吃松萝。他颤巍巍地举起摄像机——嗬，这六口之家，大公猴作为一家之主，站在最高处；两位妻子抱着两个幼子并肩坐在低处，另一个大些的孩子依偎在妈妈的身旁——安详的一家人。

奚志农迅速按下快门——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影像记录滇金丝猴。

然而1995年5月，奚志农听到一个消息：云南省德钦县打算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对生长在里面的许多珍稀动植物种类可谓灭顶之灾。

他四处奔走，希望能保住这片林子。地方说，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谁想制止，谁给钱。

奚志农和支持他的唐锡阳心急如焚，大声疾呼：“木头财政”是死路一条！

奚志农等人四处奔走。“自然之友”发出呼吁“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林”。有关领导作出批示，采伐被叫停。

但当巨额财政补贴到手之后，当地又开始砍伐相邻的另一片原始森林。又是根据环保志愿者的举报，1998年8月2日，“焦点访谈”以“补贴到手，斧锯出手”为题，再次揭露了野蛮砍伐行径。当地原始森林免遭厄运，金丝猴们避免了一场灾难。

无疑，奚志农在林业厅的工作，给了他关注金丝猴的机会。与此同时，志愿者对环保事业的热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不同领域的志愿者队伍同样显示出专业性、团队性集结特征。

其中，青年志愿者成为最强大的志愿者团队。《中国青年》杂志最初将志愿者定位于“新形势下雷锋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无私奉献”；几年后，倡导“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认为志愿者在奉献他人的同时，也收获着内心的愉悦和精神价值的实现；到新世纪初，又提出“志愿是一种时尚”口号，将志愿服务作为一种时尚行为向社会提倡。

3.布莱尔的一封回信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把感官享乐转向审美追求，变征服自然为顺应自然。”

这是10年前的一封信：

亲爱的从诫教授：

谢谢你10月6日关于藏羚羊保护和藏羚羊绒贸易问题的来信。

你对非法猎杀藏羚羊的憎恶和你对这一物种前景的忧虑，我深怀同感。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给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专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祝你在保护中国环境的重要工作中获得成功。

你忠实的

托尼·布莱尔

1998年10月7日

写信人“托尼·布莱尔”，时任英国首相。“从诫教授”，是梁从诫，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长。

藏羚羊，其形象在刚刚闭幕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上出尽风头，那是橙色的“迎迎”。这种在中国几乎与大熊猫同样知名的小生灵，机敏灵活、驰骋如飞。然而，10几年前，它一度濒临被捕杀殆尽的绝境。

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979年被列入《国际野生濒危动植物贸易公约》严禁贸易物种名录。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藏羚羊绒制品在国际市场上走红，非法出口到印度的藏羚绒原料价格随之上涨。

1998年10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即将访华。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建议梁先生，可借英国首相访华机会，请求首相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绒非法贸易，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信中，梁先生说：“由于盗猎，藏羚羊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目前只有7.5万～10万只左右，仅为100年前的十分之一。按照在印度加工的藏羚绒的数量估算，每年当有2万只以上的藏羚羊被猎杀取绒。如果盗猎以这样的规模进行下去，20年内藏羚羊将有可能被灭绝。”

梁先生在信中提到，为抓获盗猎团伙，中国的一位官员牺牲了。他的名字叫索南达杰。

1994年1月，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第十二次进入可可西里。18日那天，在太阳湖碧蓝的湖湾里，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与他对抗的是18名凶恶的盗猎匪徒。在他身边，是整整两车共2000多张藏羚羊羊皮，羊血还未凝固。他至死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索南达杰牺牲的第二年，扎巴多杰着手重建西部工委，命名为“西部野牦牛队”，意为要像野牦牛般勇猛顽强，毫不留情地打击盗猎藏羚羊的猖獗行径。这支40人的队伍中，正式编制只有四五个人，有复员军人、教师、工人和个体户，有人甚至可称为“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啃冷馍、喝雪水、干咽方便面，坚持巡逻。为了争着进山，用“猜镚猜”的方式决定谁去谁留……

一只小生灵牵出盗猎与反盗猎的血腥战斗，甚至引发跨国贸易的较量，其背后的推手是人的贪欲。人的贪欲是威胁环境生态安全的大敌。这一点，“自然之友”发起人之一王力雄，早有清醒认识。在王力雄看来，种树、保护野生动植物等，从环保理念而言，只能是“浅绿”。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把无限增长变为自我控制，把感官享乐转向审美追求，变征服自然为顺应自然，即上升到环保理念的“深绿”。

这一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环保志愿者，影响着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与认同。

“节能20%公民行动”即是典型一例。自2007年7月启动以来，环保志愿者们着手夏季空调测温、无车日、绿色包装、冬季测温、能效标识、节能灯推广等活动，倡导低能耗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为中国实现2010年20%的节能目标贡献出一份民间智慧。

4.可可西里一把“烧钱”的大火

——“消灭一些物种，就好比拔掉飞机上一些铆钉，看来问题似乎不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架飞机已经不再是安全的了。”

1999年5月23日清晨，一辆汽车穿过夜幕从格尔木向可可西里进发。车上坐着“自然之友”梁从诫等人，还有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葛芮女士和媒体记者。车子开进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一、二、三！”“野牦牛队”梁银权书记、葛芮和梁从诫各持一根火炬，同时抛向“野牦牛队”缴获的373张藏羚羊皮。“轰”地一声，一团烈焰腾空而起，价值几十万元的藏羚羊皮顷刻被熊熊大火吞没。

“有人说西部工委是在烧钱。”记者的话筒伸到梁先生眼前。

梁先生愣了一下，“这是以盗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换来的‘钱’，是以破坏可可西里生态环境换来的‘钱’，是完全非法的不义之财。不烧掉这些皮子，让它们一张也进不了非法市场，就堵不住这条伤天害理的生财之道，就没法向全国、全世界证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不允许受国际非法贸易驱动的盗猎活动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

28日回京途中，梁从诫等人在车祸中受伤。更令梁先生意外的是，回京后，报上有人批评：这么贵重的皮子不应该烧，应该由国家来卖。

梁先生用“奇谈怪论”来形容自己的气愤，“我国法律规定：藏羚羊为一级保护动物，任何猎杀或买卖与之有关的物品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难道国家应该自己带头违法？国家卖藏羚羊皮，客观上岂不成了盗猎活动的同谋？”

为了环保，这些志愿者多苦多累都不怕，最怕的是落伍的环保理念犹如一张无形的大幕，包围着他们。

藏羚羊如果灭绝了，后果有多严重？值得人花这么大力气保护吗？

唐锡阳，《大自然》原主编，在“自然之友”内创办“大学生绿色营”。他在1995年8月8日的《科技日报》上写道：“消灭一些物种，就好比拔掉飞机上一些铆钉，看来问题似乎不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架飞机已经不再是安全的了。”

环保志愿者们渐渐体会到，与在沙漠中种树比起来，在人们内心深处种下环保理念之树，更难！

这些志愿者犹如报晓的雄鸡，有时叫得声音过早，并不被人们听到。用北大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主任郭建梅的话说，“我们就好像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在爬坡。”

清除人们的无知，避免由于无知而带来的灾难，濮存昕也在拉着“一辆沉重的车”。

“他用人们熟悉的微笑温暖着艾滋病患者的心，他紧握艾滋病患者的双手传递着社会对他们的关爱，更传播着预防艾滋病知识，激发着人类战胜这个世界杀手的勇气。”——走上央视2002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晚会的濮存昕，不只是位知名演员，更以他的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身份赢得公众的尊重。

5.“三分钟”与“一千年”

——“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就会使社会迈出一大步。”

1998年9月29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川西洪雅县肆意砍伐天然林的报道。

就在此前一个多月，长江流域洪水肆虐，四川省政府率先推出“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宣布自9月1日起，在阿坝州、甘孜州等全部停止天然林砍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央视还播出了当地林业部门的“封锯仪式”。

但令人不解的是，位于川西原始森林心腹地带的四川省第一大国有林场洪雅林场，并未被列入禁伐范围，有人在疯狂地砍伐原始森林。各地木材商秘密云集，囤积居奇，天然林木材价格一涨再涨。

“一棵直径一米多的云杉需要生长多少年？”记者问伐木工人。

“将近一千年。”

“砍伐它需要多长时间？”

“三分种就完。”

……

舆论震惊。

央视节目播出的当天，四川省有关方面责成洪雅县立即停止一切天然林采伐行动。省政府决定自10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禁伐所有天然林。

几天后，《北京青年报》记者孙丹平、一位环保志愿者在供职的报纸上，记录下央视报道背后的惊心动魄，丝毫不亚于动作大片中的惊险——送饭人发现记者包里的掌中宝摄像机和一条专用线，立即斜眼威胁“你们带了摄像机，是搞新闻的吗？”一行人返身“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山”；第二天，误入滚木沟，一棵树滚下来，当时吴登明“就动不了了”，而幸好时间还早，晚一点就开始大批滚木，他们“必死无疑”；兵分两路，转移录像带；女扮男装，声东击西；亮出身份后，约见的当地领导迟迟不到，情况有变，“两分钟内五个人上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宾馆”……

吴登明并不是央视记者，而是“自然之友”重庆会员。这一报道就是由他和周虹冰、谢怀建等志愿者冒着极大危险，在林场深入调查后，向电视台提供情况并协助拍摄而成的。

节目播出后，吴登明接到匿名电话，“你要用人头来赔偿洪雅的一切损失！”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叫杨欣的人，为了一个自然保护站，几乎倾家荡产。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他为保护野生动物死的。死得那么悲壮。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1996年1月6日，中国漂流长江探险队的主力队员杨欣，踏进“自然之友”，四处游说他的计划——保护长江源头，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原国家环保总局对杨欣的活动予以极大肯定；数十位科学家做了科学论证并提出建议。1997年9月10日，在鹅毛大雪中，保护站终于在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畔卓然而立，远处千里银装的昆仑山宛如一条洁白的哈达。

两年后的1999年6月5日，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共同在长江源头勒石立碑，以示对长江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

志愿者们执著地走在路上，他们的价值穿越时空。

“5·12”汶川大地震后，数十万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出现在紧急救援、医疗救助、伤病陪护、心理救援、儿童教育、物资发放、卫生防疫乃至抢收抢种等一切需要人力的地方，演绎了一场大爱无疆。

“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就会使社会迈出一大步。”濮存昕在奥运公益广告中如是说。

6.圆明园的湖和水

——“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爱之心，这就好像潜在地下的泉水，看不见，渠稍一挖通，活水就哗哗地流过来了。”

2005年3月22日是“世界水日”，张正春走进圆明园。这位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专门从事生态学和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学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十台挖掘机正在将湖底挖开，铺上白色塑料。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湖水渗漏，“节约水”。

凭借专业知识，张正春意识到：这项工程将改变圆明园固有的水系结构，把与地下水系相通的活水变成死水，导致水环境的恶化，甚至产生大量甲烷类有毒气体，并连带破坏由水生微生物、动植物和岸上园林植物构成的完整生态系统；使宛若天成的古典园林神韵变成“假山假水”的匠人败笔，使圆明园的历史文化价值消退。

一场关于圆明园防渗工程的轩然大波由此而起。最终，促成原国家环保总局决定召开专题听证会。

4月13日的听证会上，“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出示了“自然之友”观鸟组自2003年以来对圆明园生态的跟踪观察报告和照片，说明了湖底铺膜对生态的破坏性影响。5月9日，原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圆明园在40天内提交环评报告。10月，圆明园铺防渗膜的水域恢复了往昔景色。

梁晓燕回忆3年前的这段事时说，我们希望通过圆明园防渗事件，将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制度模式——听证会落到实处；将公共参与制度的落实变成一个未来可重复的典范。“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爱之心，这就好像潜在地下的泉水，看不见，但只要渠稍一挖通，活水就哗哗地流过来了。”

关注、参与公共事务，推进社会进步，志愿者们找到了与政府部门携手的平台。

2008年8月24日晚，第29届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当国际奥委会新当选的4位运动员委员向12名志愿者代表献花时，所有人都明白，他们献上的是对100多万奥运志愿者的敬意。

丁元竹，我国志愿服务理论探索先行者之一。7月初，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为了建立一个健康和融合的社会，我们需要倡导公众参与，希望通过倡导志愿精神和开展志愿者活动来作为创造人类社会进步与融合的一部分。”

“好像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4年前，“自然之友”在纪念自己10年历程时，引用了一位作家的这句话。

因为这样一种执著，那么，下一个10年、再下一个10年，他们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