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一声急促的刹车，杨建华从一辆中华牌轿车上走下来。他身后是宏伟的沈阳鼓风机厂厂门。“看，这就是我们的新厂区，里面都有了电瓶车。”杨建华的声音里充满自豪。

杨建华所说的新厂区位于张士开发区，该区与铁西区合署办公形成铁西新区。这里曾经是一片荒芜的土地。而他开车路过的那片鳞次栉比的高楼，则是著名的沈阳老铁西区。

老铁西区是沈阳甚至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它曾被称为“东方的鲁尔”，是中国工业厂矿最集中的地带之一，密布着沈阳市80%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绝对数超过1000家。保工街、卫工街、轻工街、重工街……老铁西区的大部分街道，都以“工”命名。

曾经的辉煌仍有印记。当火车还有五分钟就行驶进沈阳北站的时候，远眺窗外，一个极具工业遗产特色的灰旧厂房会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上面刻着醒目的五个大字——“铸造博物馆”。

更多这样的印记，更深地刻在铁西人心里。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沈阳的火车驶到距离车站25公里外的苏家屯时，列车员准会提早宣布：“全国重工业基地沈阳就要到了。天安门上的国徽就出自沈阳的铁西区。”在更远的路上，密布的铁路线，间或出现的烟囱，这些工业基地所特有的景象就已一览无遗。

从1978年开始的30年，是铁西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30年。

在这30年中，杨建华当过劳模，登上过国家科技进步的最高领奖台，领取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样是在这30年里，杨建华也经历过光荣、阵痛、磨难以及嬗变。

一个阳光的午后，杨建华师傅讲述了那些带着体温的30年回忆。

那时候，穿上崭新的工作服，都舍不得脱下来

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杨建华的记忆里，那是一段金子般闪亮的日子。

杨建华出生在铁西区。1968年，他刚刚从沈阳四中毕业，恰逢文革。摆在这些年轻人面前的只有三条出路：参军、进工厂、下乡插队。沈阳鼓风机厂来学校挑工人，由于杨建华的成绩排在年级前列，又能说会唱，经过千挑万选，在众多同学艳羡的目光下，他领到了那张宝贵的招工表。

懵懂的杨建华刚刚进厂，还没来得及摸到机器，就牢牢记住了厂领导叉着腰豪迈地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能进咱们厂当工人，你们都是学生中的领袖。”

“自豪，特别自豪，那时候，穿上崭新的工作服，都舍不得脱下来。”下身穿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吊带裤，上身穿白衬衣，是当时沈阳街头最流行的服装。

只要上街，杨建华就愿意穿上工装，觉得走在街上特别带劲儿。更重要的是，当工人体面、光荣，找对象也好找。

1978年，经人介绍，杨建华结识了现在的爱人。他的岳母后来告诉杨建华，之所以能很快把这事定下来，主要是因为杨建华的国营工人身份。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每个厂都有秧歌队，每到节日庆典，各厂的秧歌队都来到广场上进行表演，还互相拉歌。“冶炼厂的来一个”，“机床三厂来一个”，“大拖的来一个”……

整个铁西充满着实现四化的理想氛围。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生产。年轻的杨建华每天都认真地钻研技术，琢磨着怎样才能更快更巧地完成生产任务。

事实上，生活也没有什么是需要杨建华顾虑的。结婚后，他和爱人可以住上厂里分的房子，厂子里还有幼儿园、子弟小学、医院，孩子入托、入学、看病都有人管。

最令杨建华难忘的是铁西工人上下班时的盛况。钟声一响，十几万身穿工装的工人潮水般涌出，在北二马路、保工街的各个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工人们骑着自行车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挂在车把上的饭盒随着路面颠簸而发出的“叮当”声，在杨建华耳中是永志难忘的“交响乐”。

刚刚恢复生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蒸蒸日上。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东三省人均GDP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国人均水平。1978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人均GDP分别相当全国人均GDP水平的179%、149%和100.5%。

1983年，杨建华第一次被评为厂子的先进生产者，奖品是一个白色搪瓷缸，到现在他都一直珍藏着。工厂里最“神气”的是那些老劳模。张成哲、孔庆棠、沈延钢……那时，他们才是绝对的明星。每次无论是厂子还是区里开会，劳模们都被安排坐在第一排。而他们每到一处维修机器、解决技术难题，厂长都要亲自出面迎接。

年轻的杨建华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光荣的劳动模范，住进“工人村”。

在沈阳，几乎无人不知“工人村”。铁西是“共和国长子”的骄傲，“工人村”更是当年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那些“苏式三层红砖起脊闷顶”楼房，俨然已经成为了这里的标志性建筑。最初的时候，工人村有这样的楼158栋，而且一样的样式、一样的高度、一样的结构连成一片，蔚为壮观。

只有劳动模范，高级技术工人能手，企业中高层领导才能住在“工人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工人村”成为沈阳市首批向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当看见处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居然有如此现代化的地方，那些外国人不无赞叹地竖起了大拇指，一些日本客人甚至兴奋地表示想和居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在一栋已经成为博物馆的“工人村”楼房里，参观者可以看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中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图景。50年代的收音机，60年代的文革画，70年代的缝纫机，80年代的组合家具，90年代的彩电……

也许正是“工人村”这种稳定、模式化的生活让杨建华感受到的是一种恒定的满足，直到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破产。

大家干得好好的，怎么说亏就亏那么多

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事件”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铁西区。

“怎么？国营的厂子还能倒闭，还……破产？！”破产对杨建华来说是一个新鲜词汇。

不管怎样不解，事情还是发生了。从那时候起，铁西区企业的效益似乎普遍一日不如一日。

1996年，杨建华所在的沈鼓一下子亏损了6０００万元。他觉得十分纳闷：这么大的厂子，大家干得好好的，怎么说亏就亏这么多?

由于国家停止计划分配，企业对于市场的反应不敏感，工厂没有太多的活，只能放一部分工人回家“休假”。曾经辉煌的“工人村”，一时间变成了“休假”职工的“工人度假村”。

杨建华单位附近的沈阳机床三厂、沈阳拖拉机厂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支撑不下去。各个工厂的产量越来越少，杨建华的很多朋友陆续接到厂里下发的下岗通知书。而他自己工资发放的周期也在拉长，到后来三个月才发放一次，被拖欠工资的数目一增再增。

一天，他慢慢地骑着自行车回家，推开门，一个亲戚坐在家中。那个亲戚见他回来，局促地站了起来：“建华，我下岗了，厂子黄了……”

下岗在铁西渐渐成了普遍的事，开始是几十个，后来就是几百几千，再后来几乎家家都有下岗职工。

当时在铁西颇为流行一首诗歌——《下岗工人》：“习惯了接订单的手，今天的指间流出彷徨，装工资的口袋，今天写满空荡……”

1995年由于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沈阳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到三分之一， 30多万产业工人中有13万人下岗。

铁西的应昌市场那时每天都有挂着牌子的下岗工人在找零工，擦玻璃、刷油漆什么工种都有。而且那时人才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众多求职者都戴着白色的口罩。这些曾经的国有工人觉得丢人，不愿被人认出来。

有一天，杨建华在那里看见了他的一位中学同学。那位同学是亚洲最大的阀门制造厂——沈阳阀门厂的工人，企业破产后，他下岗了。

同学见到杨建华后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这位４０岁的汉子当年是知青点的优秀青年，进入厂子后一直在流水线上做工，没有别的一技之长，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妻子也下岗。他噙着眼泪对杨建华说：“老杨，这心里真憋得慌！”两个人都流泪了。

有一个画面至今深深地刺激着杨建华。那天，他穿着工装回工厂办事，在厂门口，一个小男孩吵着去公园划船，年轻的妈妈不同意，指着杨建华说：“好好回家写作业，现在不好好学习，就得像他那样进工厂当工人。”当时杨建华心里难受极了，但他只能暗自无奈地叹口气，“我那个时候都不打算让自己的孩子进工厂，因为很多厂子开不出支来啊。”

40多岁的杨建华第一次深深陷入了对自己和沈阳鼓风机厂前途的担忧……

“下岗工人再就业是天字号工程”

有“工人诗人”之称的商国华在铁西阵痛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萦绕你的不再是计划的表格

排遣不了的 是大半生的风风火火

你问 天上的银河

这 几十年的老企业

咋就 说没辙就没辙

……

你的心瞄准市场

燃起了 又一片跋涉的火”

杨建华和越来越多的铁西人一起为自己、为企业寻找出路。

要改变企业现状首先需要人才。但杨建华所在的沈阳鼓风机厂自企业效益下滑开始就没有进过正式的城镇职工，整整10年，没有招来一个大学生。

招不来大学生的企业不只沈鼓一家，杨建华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

铁西一家飞机发动机厂的负责人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要人，对方负责推荐的老师直接问他“一个月可以给多少钱”，他下了半天决心，咬着牙说“1000元”。对方愣了一下：“我们这里少于3000元的岗位是不给推荐人的，我们也要对学生负责。”该负责人听了之后舌头都快吐出来了，因为像杨建华这样的骨干技工，当时的工资也就150元。

无奈，该负责人又来到了东北大学计算机系，结果两个班的男生早已全部被深圳的一家大型民营科技企业端走。他干脆没进该系老师办公室的门……

杨建华焦虑又茫然。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很多人，都像他一样带着这种焦虑而茫然的情绪在为铁西的未来探索。为了更加清晰地还原那段历史，在杨建华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沈阳著名的“黄大妈”。

“黄大妈”真名叫黄凤珍，是铁西区兴工九委街道居委会书记，在那段艰难的岁月，她和她的老姐妹一起帮助了无数下岗的职工进行再就业。

1994～1995年，很多工人回到了社区，再就业工程成了头等大事。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闻世震对黄大妈说：“大妈，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是天字号工程。”

黄大妈问：“啥叫天字号工程？”

“大妈呀，就是这工作是最大的了，没比这更重要的了，是最需要干的了。”闻世震对黄大妈说。

该区的下岗女工姚洁刚被通知下岗的时候回家就哭，眼屎都一层一层的，第二天起来眼都红了。当时她的家庭状况不好，只能挣一百多块钱，她爱人挣的工资也低，还带着个孩子，下岗对她而言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心里特别难受。回家后她成天躺在床上，牙疼得嘴巴子都肿了起来。

黄大妈走访到她家。姚洁哭天抹泪地全跟黄大妈讲了，黄大妈说：“哭啥呀哭，没事，没事。明天到社区来一趟，这点事，这眼睛咋还红了？这样吧，在小区院里你扫个院子，行不行？”当时感觉走投无路的姚洁还没等说给多少钱就一口应承下来。

姚洁下岗时才三十三岁，原来的国有工人身份让她感到有些难为情，于是她天不亮就出来扫，她爱人也帮她扫。由于那个时候有心理负担，姚洁特地把自己稍微打扮一下，不让别人认出来。扫地的时候她默默祈祷：大家谁也别出来，可别看到熟人……

黄大妈就说：“你这样不行，白天还得做清洁，你怕人看见也不是那回事啊。” 于是黄大妈和其他社区干部就陪着她一起扫。“来吧，大伙跟着一起扫，就是锻炼锻炼你，别怕人家笑了，锻炼锻炼这个胆。”

黄大妈所在社区有近百人下岗，他们都是在黄大妈这些老太太的帮助下起步的，这些老太太颠着脚一趟又一趟地往工商税务部门跑，跑执照，为免税。

黄大妈还在社区召开老党员退休干部会议，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着下岗职工自己开办小店面。没房子，自己砌，没执照，再拿起尼龙兜子大夹子一趟趟跑。没钱，大伙儿一起凑。有人开办幼儿园，大家把自己家里的锅、板凳捐了出来，有人开了理发店，黄大妈带头去剪：“大胆理吧，闺女，俺不讲究……”

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努力，但铁西还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2001年担任铁西区区委书记、人大主任的张启明老人回忆，当时他们铁西区政府的整个工作状态就是维持，哪里有人堵路上访，他们就动员各种力量去劝阻。政府开支都困难——偌大的铁西区全区财政收入１９94年底仅为8900万元。

工人们痛苦，干部们愕然，铁西在焦虑中求索着……

“症结并不在于钱多钱少”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杨建华也没有动摇过对企业发展的信心。

“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工业呢？咱们有技术，有力气，国家不会放弃国企，困难是暂时的，一定有办法，咱得沉住气。”杨建华没有放弃本职工作，仍然兢兢业业地研究手里操纵的机器，继续一项一项地搞创新。

他没有等太久……

2002年，铁西区有关领导提出：“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症结并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要致力于解决机制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和历史性的矛盾。”

在2004年以前，沈阳市区的地标是矗立在铁西区的三根大烟囱。这三根大烟囱属于沈阳冶炼厂，曾经是铁西的标志。

2004年3月23日，这三根大烟囱被定向爆破，轰然倒塌。

从2002年开始，铁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拆除烟囱的行动。这背后是铁西新生的重要机遇。2003年中央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计划。“振兴东北，沈阳先行，铁西领跑”这样的标语开始出现在铁西区的大街小巷。

与烟囱拆除行动相伴的，是老铁西区的整体搬迁。

杨建华这些铁西的老工人都去见证了厂子搬迁的历史时刻。很多老工人都在哭，有些人还在跺脚。看着自己操纵了几十年的机器被拆除，看着那么熟悉的烟囱被拆掉，泪水一颗一颗顺着他们的脸颊掉了下来。

“在拆除这些烟囱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老工业区的宝贝，不能拆。但是在那种形势下，必须得拆除了。”杨建华虽然不舍，但他深知那三根烟囱给铁西空气带来的严重污染。“倒了才能重生。”

搬迁后的厂子，利用土地进入市场后所释放出来的价值，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运用全新的市场化以及创新体制进行运转，逐渐在市场上找回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从2002年开始，铁西区一共迁走了239家企业，腾出来7平方公里多的土地，区财政仅从土地出让中获得140个亿的资金。对于铁西区政府来说，这笔钱完成的是支付企业的改革成本。

5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55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欠老百姓的30亿元内债都偿还了，十几万下岗职工实现并轨。这些都是政府对于企业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有35亿元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成为一定范围的社会福利。

这是一串闪亮的数字：2008年，全区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7亿元，同比增长27.4%；工业增加值336亿元，同比增长34%；财政收入46亿元，同比增长97.2%……

“你再也看不到那些镜头了”

从小在铁西长大的杨建华深知，这个区域功能单一、污染严重，地价一直很低。2001年，沈阳市其他中心地带的地价在每平方米2000元以上，而铁西区的地价每平方米只有500元，还少有人问津。

以往，如果晚上在沈阳其他区打车回铁西，出租车司机说啥都不愿去，因为司机担心铁西区的居民给不起车钱，最重要的是，到铁西后拉不到回程客。

铁西区的居民早晨出门也绝对不穿白衬衣，因为溜达一圈儿回家，衬衣就看不出白色了。

现在，建设大路以北新建的19公顷绿地，取代了过去的厂房和烟囱锅炉。全区绿化率达到32%以上，全年大气良好天数达到了292天。

在曾经的“亏损一条街”上，只有镶嵌在崭新柏油路里的铁路专线铁轨还留下了一丝当年的痕迹。沿线的厂区原址，几乎全部变成了开发中的商业用地，沿街都是一色名牌的4S汽车旗舰店，还有被围栏和大幅广告牌遮挡住的开发中的商业楼盘。原有的旧工业时代的符号全没了。“全都变了，不认识了。”这是很多重返铁西的人发出的最频繁的感慨。

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铁西区喊出了“回报工人阶级”的口号。

现任区长李松林代表铁西政府若干次在公开场合里表态，“工人阶级承受了巨大的改革阵痛。如今，在工业区改造中，应该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产业工人。”

铁西新区已正式发布《城乡群众特殊困难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这是东北地区建立的首个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制度。

杨建华也在此时达到了人生最辉煌的顶点，沈阳鼓风机厂搬迁到铁西新区后焕发了新的活力，企业不断转换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更加注重企业创新能力，看重专家型的工人，厂子效益也一天比一天好。

在这样的舞台上，铆工杨建华成为该厂的首席工人专家，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是辽宁首例获得此奖的一线工人，被称为“辽宁省最牛工人”。除了住上企业分配的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外，杨建华所在企业还赠予他一辆中华尊驰轿车。包括来自日本、意大利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技术工人都过来向他请教技术难题。

“现在再想进我们沈鼓，就得托关系，技术工人特别吃香，每人还享有60平米货币化分房的福利，双职工就可以得到相当于120平米大房子等值的钱。可以说，我们终于走出来了。”杨建华讲述现在的状况时声音透着喜悦和幸福。

几年前，有一部纪录片叫《铁西区》，拍摄于铁西最艰难的那段岁月，在长达9个多小时的镜头影像里，那些让人备感沉重的记忆被细腻还原。

“你在现在的铁西区里再也看不到那些镜头了。”杨建华爽朗地笑着说。重寻老铁西记忆的人现在只能从铸造博物馆、工人村博物馆这样的工业文明遗址中管窥铁西曾经的历程。

2004年6月16日，在铁西新区成立两周年之际，看着铁西新区巨大的变化，商国华写下了如下诗句：

“不是我 生在铁西

我才拿起 如歌的笔

不是耳濡目染

怎能抒发由衷的诗句

是谁 治愈了昨天的伤痛

那就是回报工人阶级的大旗

新铁西是一盘下不完的棋

新铁西领跑在新的辽沈战役”

从辉煌到阵痛中的挣扎，再到如今迈向振兴之路，30年，杨建华这些铁西区的工人与铁西区的命运跌宕起伏，在改革开放宏大的舞台上共同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