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封口费”事件举报人戴骁军在北京一下飞机，就接到爱人电话：“有10多个恐吓电话打过来了。”10月28日，有人在网上向戴骁军泼脏水：“典型的贼喊捉贼！自己没领上封口费便不惜出卖‘同行’。”戴骁军无奈地说：“揭露‘封口费’事件给我带来那么多的恐吓，以后还有哪一个记者敢站出来报道社会丑陋现象？我现在的重点是考虑安全问题。”（见11月3日《中国青年报》）

山西矿难背后的这起惊人的黑色交易能大白于天下，能让一些领了“封口费”的真假记者们后脊背冒冷汗，当归功于戴骁军这名“深喉”所发出的正义与责任之声。有了这个声音，才有了山西省有关部门10月29日公布的6家媒体“封口费”清单，才有了新闻出版总署调查组的追踪调查，才有更详尽的收取“封口费” 的真假媒体名单即将分期分批公布。显然，作为“深喉”的戴骁军，是揭开这起黑幕的第一人，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勇者。

有人在“锁喉”不成后恼羞成怒，欲以恐吓方式让“深喉”自行闭嘴，甚至想进一步报复“深喉”，我们希望这是徒劳的。因为，收“封口费”的真假记者的名单还在案头，戴骁军一旦有恙，那份名单无疑就是公开的举报信，追查起来也不会太难。

倒是联系一段时间以来频发的打击报复“深喉”事件，不免心有忧虑：举报医卫腐败的良心医生肖启伟，最后不得不内退，而独自北上打工；“中国第一深喉”郭光允因举报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惨遭抄家、劳教、追杀，被折腾达８年之久……

“深喉”的原意是深部发出的超常之音、惊人之声，它已经成为揭露某些地方腐败现象的一记强音，因而被引申为揭黑之人。如果我们的社会只是津津乐道于“深喉”发出的强有力的揭黑之声，却没有呵护“深喉”不受打击报复的体系构筑，那么，不仅会让“深喉”们痛苦不堪，更会让正在观望是否发出惊人之音的准“深喉”们，为了自保而从此不敢发声。

所以，要构建现代民主法制社会，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就需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去保护敢于站出来揭黑的“深喉”们。而一整套法律制度无疑是保护“深喉”的最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戴骁军、郭光允、肖启伟这样的勇士，才不会感到孤单无助，腐败现象才能受到打击并一步步被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