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30年可以通过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梳理。

精英化文学：捍卫文学的自主性

精英化的过程发生在“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约为上世纪80年代）。其核心是通过反思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潮，否定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文学”，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论，确立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

这个精英化过程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是启蒙文学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其主导类型。这个时期的文学笼罩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精神之中，继承“五四”、学习鲁迅、以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与文化为使命。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和社会责任感构成了这种文学的精神内核。精英化的第二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所谓“纯文学”时期。“先锋/实验文学”是它的主导形式。如果说精英化的第一阶段重在思想启蒙，它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文艺观念上，基本没有涉及语言和形式变革，第二阶段则重在文体革命。大约从1985年开始，作家评论家对于“怎么写”的关注逐渐超过了对于“写什么”的关注，表明精英化进入了形式层面。随着马原、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先锋小说家的出现，“小说就是叙事”等批评语开始流行。

“启蒙文学”和“纯文学”都属于精英文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即捍卫文学艺术的所谓“自主性”，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侧重在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纯文学的自主性侧重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强调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

去精英化文学：要为文学祛魅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流行，新传播媒介日益普及，这一切使得精英文化陷入极大危机，中国文学进入了去精英化时期。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的就是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一句话，它要为文学祛魅。去精英化以后的文学没有了“启蒙文学”那种严肃的政治主题和沉重的使命感，也没有了先锋文学对形式迷宫的迷恋。去精英化后的文学领域几乎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手”，甚至没有了“文学”，只有“文字”。

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王朔是第一个用夸张的、极富挑战性的语言对精英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祛魅的人。他把文学和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从崇高的精神殿堂拉到庸常的物质地面乃至地下，挑战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地位。如果说王朔的“俗”文学观念只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对精英文学的神圣性进行了有意冒犯。那么，去精英化文学实践的大面积实施则得力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导致的文学和文化的参与手段的非垄断化和大众化，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准入证”的通胀和贬值，网络在这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精英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打破，网络成为城市普通大众、特别是喜欢上网的青年一代可以充分利用的便捷手段。于是，写作与发表不再是一个垄断性活动，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于是，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在少数作家“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

“大话文化”思潮：消解经典文学

文学经典是文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最集中体现，是精英文学的大本营。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却出现了“大话文化”思潮，文化工业部门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与装饰。在大话文艺中，经典不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相反，成为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与精英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对于经典的态度。

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反精英文化心态的表现：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五四时期的反经典是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是精英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斗争，而大众文化的反经典则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造反。

去精英化文学的最突出的进步是文化和文学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垄断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局面，使得更多的大众能够参与到文学和文化活动中来。但是，去精英化虽然给大众参与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却不能保证这种参与的质量。

一个特别明显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事实是：文学的去精英化是与全社会公共事务冷漠的弥漫、消费主义的高涨、娱乐工业的畸形发达、精神价值的真空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式的畸形消费主义的特点是：政治上的冷漠和经济（物质）上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消费领域和娱乐领域的开放以及媒体为进入、参与这个领域提供的便捷；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在重大的公共事务领域的参与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限制。这样，大众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参与欲望发泄在娱乐与消费领域。其结果，就是沉溺于所谓“消费自由”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犬儒化、无聊化倾向，大众传媒到处弥漫的是一种无聊，这与上世纪80年代沉重的精英文学无疑形成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