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且来听听我这个“新市民”的故事——

我是一个打工妹，在这之前，我的父亲也常年在外打工。25年前，我和弟弟相继来到了这个世界，为了改善一家的生活，父亲背井离乡从家乡的小山村去广州打工搞建筑。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是从山里到外边闯世界，这来回一趟，可将人累得脱层皮——那时候，从家乡那个小山村到广州，时间再短也要三五天，要是没搭上火车，10来天也不奇怪。

懂点儿事以后，从父亲偶尔寄回家的信件中，知道他的工作很辛苦，每天天刚亮，就要起床上工，天黑了才收工。每次母亲读着父亲满是汗渍的信件，都禁不住摸着弟弟的头说，长大了，你们要好好地孝敬你爹。

据父亲讲，在外拼搏，最大的顾虑有俩：一是拿不到“暂住证”，二是拿不到工资。那时，这证那证，少一个证都在城里待不下去——有一年，他想去办事，结果没带暂住证竟被收容起来。幸亏工友及时赶来，交齐费用才免了送往收容站。欠工钱也是父亲心头抹不去的痛。一次，父亲给一个包工头做完了活，结果却没有结到账。过年回家的时候，两手空空的父亲禁不住埋怨那座让他伤心的城市。

几年前，我从技校毕业了。很巧，也来到了这座繁华的都市，成了新一代农民工。暂住证，早取消了；工资，也不担心拿不着了，因为劳动仲裁委员会和工会组织都替我们做主。有困难，找工会，已是我们铭记心头的话。当然，父亲给母亲那皱巴巴的信，咱也不写了，一个电话打回去，娘的声音就在耳畔，声声叮咛异常动听。

而老板，也不是像父亲所描述的那样“凶神恶煞”了。很多时候，他们也很关心我们——逢年过节时，总不忘给我们发个红包，派个“利市”；以前是咱农民工找不着工作，现在是老板怕招不到工人；就连一些过去并不亲善的本地人，也开始和我们交心了。从“打工妹”、“打工仔”变成了“新市民”，那过去的名字，远远地被抛在了身后。虽是称呼的改变，却是那么温馨，让我在异乡找到了归属感。

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农民工更加重视，我们的打工生活，肯定会更加好起来。

（作者系湖北襄樊赴广州务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