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开山抚番”看清朝对台湾地区的开发

台湾地处我国东南，与福建隔海相望。台湾本岛之外，其西面有由60多个岛屿组成的澎湖群岛，北面、东南和南面还有十几个小岛点缀在万顷碧波之中。清朝统一台湾初期，实施顺其自然的治理政策。19世纪中期以后，东南海域外轮往来频繁，多受外力滋扰，清政府开始对台进行更全面、积极的管理。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派兵入台，讨伐牡丹社等地，并叫嚣“台湾番地无主论”。为抵御外患，清政府决定探索撤除台湾“番汉”界限、将“生番”纳入官府直接管辖的方案。同治帝谕令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察看，“至生番如可开禁，即设法抚绥驾驭，俾为我用，藉卫地方，以免外国侵越”。

沈葆桢抵台后，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开山抚番”的主张，从而加强了对台湾地区的管理，加快了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步伐。

“开山抚番”刻不容缓

高大的山脉贯穿台湾本岛南北。历史上，一般把台湾中央山脉的西缘称为“前山”，把中央山脉东侧的狭窄平原称为“后山”或“山后”。山后地区约占全岛面积的三分之二，是当时被称为“生番”的台湾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受“叠嶂如屏，连峰插汉，深林密箐，仰不见天，棘刺藤萝，举足触碍”的地理条件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迟缓，与外界交流较少。

沈葆桢在台湾深入考察后认为，多年来列强环伺台湾，“开山抚番”刻不容缓，主张“一面抚番，一面开路，以绝彼族觊觎之心”，并强调 “开山”与 “抚番”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沈葆桢向朝廷上《请移驻巡抚折》，明确提出了“开山抚番”的主张，详细规划了开发“番地”、招抚“生番”、打通前山至后山路线的流程。沈葆桢提出，所谓“开山”，“则曰屯兵卫，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隘碉，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郭，曰设邮驿，曰置廨署，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必须递办者”，其意义在于开发建设山后地区的道路和土地，推动和鼓励当地居民耕种垦殖，加强各民族来往与交流。所谓“抚番”，“则曰选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途，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番学，曰变风俗，此数者，又孰非抚番之时，必须并行者”。概言之，即招抚、扶助、教化“生番”，实行有效的管理，切实改变当地落后的面貌。

分路推进，南北相通，东西可达

其实，在《请移驻巡抚折》上呈之前，有关开山的道路建设就已起步。沈葆桢在考察了台湾兵防之后，意识到“番地”的全面开发与交通发展密不可分，只有交通发展了，才能为台湾防务建设提供与外界连通的有利条件，因此他把交通建设作为增强台湾防务实力的重要举措。台湾东部山区山林险阻，要想开发这里，就必须打通前山后山的通道。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沈葆桢向朝廷上《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指出了旧例的弊端，并建议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严禁台民私入“番界”、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严禁竹竿出口等旧例。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沈葆桢的建议获得批准。光绪帝谕令：“沈葆桢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应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人民渡台各例禁，着悉与开除。其贩卖铁、竹两项，并着一律弛禁，以广招徕。”

沈葆桢先后调集19个营的兵力，分南、中、北三路进行开路工作。其中，由提督罗大春率兵十三营开辟的北路，推进尤为艰难。北路自苏澳起、至花莲港之北止，前半段自然条件恶劣，“丛莽积雾，天日蔽亏，一交夏令，疫气流行，兵勇染病甚众”，后半段还需要解决当地群众因为不了解情况而阻挠开路的问题。罗大春“集各社通事穷诘实情，宣扬国家威德，切实晓谕，乃息异心”。

罗大春认为，“开路工程，杂用客兵，不如专用土著；计日给费，不如按丈定值”，主张重用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改革修路记酬办法，将按天记酬改为按所修路段长度记酬，“山路每丈予洋镪一圆，平地别议”。他率兵一路“斧之、斤之、阶之、级之、碉之、堡之，又从而以番说番，招抚之”，克服种种困难，仅用4个多月就修通了道路。这就是“苏花公路”的前身，至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北路沿线，罗大春积极招商垦荒，仅宜兰地区就垦荒800甲，他还捐资在苏澳地区兴办义学，开兴化教学之先河。在当地人称为“大鲁宛”的地方，“罗军门规恢地势，即其地建城垣、盖兵房，制度一新。于是商贾纷集，现已设市，诸货毕备，土人号为‘新城’。”（《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

后来，罗大春因病离开台湾，福宁镇总兵宋桂芳接手北路“开山”事宜。他在完善已辟道路基础上，率兵勇南进，顺利打通了由宜兰苏澳经东澳、大南澳、大浊水、大清水、得其黎、新城、加礼宛、奇莱、花莲港、木瓜溪到吴全城的道路，实现从苏澳至吴全城全段可通行，全长约308里。

中路从彰化的林圯埔至璞石阁，由总兵吴光亮率兵三营推进，开路约265里。他督办开通的八通关古道，是台湾第一条“横贯公路”，现已被列为台湾一级古迹。此外，他还捐款修建道路、渡口、祠堂等公益设施，深受当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吴光亮大力扶持教育事业，重视培养人才。在“开山”所过之处，均“延师设塾，岁试月课，选其俊秀，送考道试”（《英德县续志》）。用通俗的语言编成《抚番书》, 动员当地学龄儿童学习文化。

理番同知袁闻柝率兵三营，负责南路推进事宜。南路分两路行进，一路由袁闻柝亲自率领，自凤山县的赤山至山后卑南（今台东县），开路约175里；另一路随同总兵张其光，自凤山县的社寮东到卑南，开路约214里。袁闻柝在此过程中染瘴病重疾，但出山就医后又回到卑南继续开山修路。他招抚沿线各村寨，预备耒耜、犁锄等农器，分发给社民开垦荒地，并“派员各处丈量，共计民番开成田园不下二三万亩，禀请颁发执照，按户填给”（《台东州采访册》），促进了台东经济发展，“自恒春以至埤南，水尾以迄花莲港，南北八百里，咸沐王化，实自闻柝始也”（《台湾省通志》）。

光绪元年十月，三路会于台东水尾（今花莲县瑞穗乡），共开路千余里，总耗银20余万两。三路的开凿与驻军，促使台湾“南北相通，东西可达，理番开垦为之一进”。“开山抚番”过程异常艰险，但极大改善了台湾地区交通路况，强化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在建设海防的同时，也发展了台湾后山地区的经济，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

不断完善，惠泽绵长

“开山抚番”的实践，并没有因为沈葆桢等人的离开而结束，后来者大多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台湾。

沈葆桢离开台湾之后，新任福建巡抚丁日昌两次到台巡视，继续“开山抚番”工作。光绪三年（1877年），丁日昌在台湾巡查南路时，在恒春（今屏东县）发现一条可以从八瑶湾、大鸟万到后山卑南、秀孤峦等处的简易道路，命恒春县知县就近分雇当地居民开凿修路。工程完毕后，又派官员验收，新路的开辟，极大提升了前后山来往速度。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开山抚番”政策得到进一步推行。抚台六年，刘铭传调集兵勇，前后主持修通了数条主干要道。其中自拔埔社经丹社岭至水尾的182里路，横贯中央山脉，实现了台湾东西海岸的连接。随着道路的不断修筑，一方面改变了台湾东西部相对隔绝的状态，保证了政府文书传递的畅通；另一方面，促使当地群众摆脱了闭塞的生活方式，各民族间沟通交流日益增多。

“开山抚番”是清朝治理台湾的主要政策之一，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建设的系统工程，极大增进了台湾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彭涛，作者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