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先生是完美主义者，尤于择妻一事，标准甚高。首先是美而慧，志同道合，更须敬畏学术，尊重学者。故知音难觅，延宕多年。然先生坚定不移，深信必有良缘俟于来日焉。

　　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年过知命，终于喜从天降，花好月圆。经人介绍，于女士出现在先生面前，二人一见钟情，遂结百年之好。

　　师母乃北京人氏，相貌端庄，身健体强，性格直率，心地善良。出身中医世家，其父医德高尚，医道精深，开诊所于新街口新开胡同，且家风朴厚，尊崇学者，阖家上下，尤对北大教授另眼相看，对燕园心驰神往。

　　当于女士见到先生为其展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多篇大块文章时，敬佩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于是不顾近三十岁之差距，毅然决然，相携执手。

　　婚后，夫唱妇随，齐眉举案，相濡以沫，始终如一。正如师母所言，三十三年来，她一边坚持中医师繁重的临床工作，一边照料先生，可谓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妻子之外，兼任秘书、厨师、保姆、司机、保健医等，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尽职尽责。相夫教女，全心全意；一往情深，令人钦敬。

　　因有贤妻关照，先生晚年境遇，明显胜过同辈教授多矣。每次拜望，见先生衣着净洁，面含微笑，安坐于宽敞明亮之客厅，陈设古雅，茶香四溢。师母侍立于侧，嘘寒问暖，其乐融融，我心甚安。

　　随年齿日增，先生多有病痛。十年前某日清晨，先生突然倒地，呼之不应。师母独自拖抱下楼，置于车中，火速驶至北医三院挂急诊，被确诊为脑梗，立即输液抢救。因就医及时，未留下任何后遗症。真好人好报，苍天有情也哉。

　　花甲之年，先生喜得千金。小名妞妞，学名袁慰，聪慧善良，乐观向上，善解人意，平和端庄，甚得先生垂爱，视为掌上明珠，为晚年生活，增添无数乐趣。

　　同时，对家庭而言，良义先生亦是巨大存在。以其澄明之心地，博大之胸襟，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妻女之疼爱，一直是亲人的精神支柱，似参天之树，护佑着家庭。

　　先生对双方亲友，都待以真诚，慷慨相助，克己为人，不求回报。诸多亲属都曾得到过他无私的资助，使他们得以挨过最为艰难的生活物资短缺时期。很多同事和学生也曾得到过先生的真诚扶持与帮助。其润物无声之大爱，晶莹无瑕之心灵，令我们真心感念，直到永远。

　　五

　　我告别燕园，转瞬二十一年矣。逢年过节，必登门拜望先生，以表微忱。每有新著，必第一时间送至先生处，以求斧正。先生亦逐句逐行，认真审阅。我所撰博士论文《清代翰林院制度研究》，注释多达400余条。其中一条，乃为第六章《清代之翰林与皇权》中“廷玉定规制”一段引文所注。做卡片时，竟忘注出处。所借《清史稿》已归还图书馆，复去搜寻，劳神费力。我当时想到，既然是“张廷玉定立规制”，应在《张廷玉传》中，即随手将出处标注为《清史稿·张廷玉传》，应大抵不错。

　　论文答辩前，我将论文呈交先生，并持锺翰先生亲笔信，邀先生出任答辩委员。论文答辩过程中，先生在对论文进行总体评价后，话锋一转，左手持论文，页面向我，右手食指指向翻开之页下方注释，郑重发问：“这条史料，即‘廷玉定规制’，很有价值，用于此处也非常得当。但我可以确定，出处绝对不在《清史稿·张廷玉传》。是否搞错？望能核实。考虑到几百条史料，有一处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我不会因此而难为你。但出版前，一定要将正确出处找到。否则就应将此条史料删除，以保证学术成果的规范与严谨。”

　　闻罢此言，对先生之敬畏又加一等。我是真服。然找到出处，知易行难也。后虽数番努力，仍无所得，只好作罢。而史料珍贵，弃之不舍，于是擅作主张，斗胆保留，将错就错。直至《清史稿》有检索版后，我经搜索，终于找到出处，竟在《鄂尔泰传》中。

　　先生烟酒不沾，却对佳茗情有独钟。我每次拜望，必献头等好茶。大红袍、正山小种、明前龙井、安吉白茶、冻顶乌龙、六安瓜片等，不一而足，皆为友人治印所得之回赠。

　　除此之外，更有一嗜，即对我家乡河北省的芝麻香油，赞不绝口，常倒注于汤、菜，似用酱油醋一般。所以，每年我送先生的大名府小磨香油，从不少于六斤。师母曾对我云，先生时常边倒香油边自言自语：一见到香油，我就会想起邸永君。

　　人至高年，愈发怀旧，更加珍视情谊。最近几年，每次前往探望，均能感觉出先生发自内心的激动与欣喜。每次辞别，先生不仅用尽全力起身站立，且弗顾不良于行，一步三寸，必送至楼门之外，目送我进入电梯，方回身入室。

　　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先生，落座寒暄，品茶闲谈。忽见先生向师母挥手提示，师母点头会意，郑重对我说道：“先生让我转达一句话，他自己说不出口。当年他没同意做你的副导师，致使你永远离开了北大。后来，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当时想自己的感受太多，而没想你的感受及后果。让你承受了巨大压力，也改变了你的人生道路。二十多年来，嘴上不说，心中却一直十分后悔。”

　　我即答曰：“先生那样做，完全是为我好。事实证明，当时为我所指之路，是名副其实的康庄大道。我感激不尽，何谈对不住我？根据先生教诲，我于硕士论文完成后，不断予以扩展，先完成《清代翰林院制度》，获博士学位，任职于社科院，且凭此著而成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得主；复与我岗位职责相契合而进一步扩展，研究清代翰林群体中的满蒙成员，完成《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此后，再研究晚清翰林及其后裔在清末民初之作为，完成《百年沧桑话翰林》，于辛亥百年之际推出，我院曾专门为此举办出版座谈会，广受佳评。正如先生当年所言，经不断累积叠加，循序渐进，紧密连接，自成体系。目前，我已开拓并占据了一个领域，且是一个即使求索终生，仍不可窥其全豹的高端领域。先生嘱我投到锺翰先生门下，使我找到并完成了人生定位。我坚信，人生的最大快乐，是能将自己最喜欢且最擅长之事作为职业，游刃有余，立命安身。以此立论，我已是最为快乐之人，而这一切，皆仰仗先生的点化与提携。没有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是肺腑之言，绝无半点虚情假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