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袁良义。资料图片

　　2015年7月9日凌晨四时，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教育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深教授袁良义先生，因患壶腹癌，医治无效，不幸在京逝世，享年87岁。作为关门弟子，永君得先生沾溉尤多，恩同再造；惊闻噩耗，深痛可知。追念先生，不禁泪流；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一

　　时针倒转，回拨至二十五年前。

　　1990年深秋，某日午后，幸得北大中文系王善教授引见，我怀着百分敬意，专程拜见先生。二位教授当年曾为室友，故颇有旧。先通电话云，推介一生徒，并愿陪同前往府上拜见。先生当即应允，表示“欢迎光临”。因同住中关园，且仅隔数楼，步行几分钟即到。转过楼角，举目而望，先生已偕夫人立于单元门外，面带笑容，出迎宾客。

　　只见先生浓眉大眼，目光深邃，身材健硕，神态俨然。握手通名，引入客厅，落座寒暄，一见如故。先生不时提问，我一一作答。历一时辰，方告辞而出。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先生之讷于言语，惜字如金；与我之无知无畏，口若悬河，形成鲜明对比。

　　当晚，于王善教授处得知，先生对我印象甚好。云“科举时代，讲求身（身材相貌）、言（言语谈吐）、书（书法造诣）、判（文章水准），此君身、言，皆甚可观，书、判待考试时可验。允其报考，认真应试可也。”我闻此言，大喜过望，从而坚定报考北大之决心。

　　入学后方知，先生择人，标准甚严，眼光颇高，宁缺毋滥，绝难通融。

　　先生当年已六十有二，临近退休。原本打算不再收徒，而此次为我，决定山门再启。冥冥之中，似有前缘。

　　良义先生原籍安徽。1928年5月26日，出生于宣城县沈村镇一徽商世家。父名澄江，经营有方，家境殷实，家风醇厚。

　　先生为仲子，自幼聪颖过人，尤擅数学，且文史兼胜。1946年，以全县第一名之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史学系。为此，当年宣城县长曾亲自登门祝贺，场面宏大，阖家欣喜，里巷荣之。

　　求学期间，先生勤奋进取，为人忠厚，先后得到多位名师大家悉心指导，备受激赏。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授业终身。

　　1953年，先生年仅25岁，就曾于《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曹操论》，而崭露头角。其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在《人民日报》等报刊推出过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先后出版《明末农民战争》《清一条鞭法》等专著两部，视角独到，旁征博引，注重发掘地方志中之珍贵史料近千种，并多次进行实地考察。

　　两著的付梓，代表着史学界于相关研究领域之最高水平，至今仍无人超越，因而广受好评，屡被征引。永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

　　1991年9月，我负笈燕园，列于先生门下，夙愿得遂，何幸如之。

　　第一年，先修基础课，积累学分。而专业课则由导师讲授，每周四学时，赴先生家中受教。届时，师生相向而坐，以一对一。开讲之前，先生必亲手为我沏茶一杯，以六安瓜片居多。

　　品茶之后，始转入正题。此番我误打误撞，考取北大历史系硕士生，是靠突击背诵词条及几分小智小慧而侥幸过关。入学后才意识到，词条背后所依托的宏富史料，竟几乎一篇未读。

　　随着师生交流不断深入，此短板暴露无遗。先生不悦，正告我曰：“史学研究，极需功力。诸多一手史料，必须精读。”我唯唯称是，并求教当读何书，请列书目。先生云，下周再来时可取。及至《必读书目》到手，匆匆一阅，顿觉气短。十六开稿纸一张，乃先生亲笔，密密麻麻，满是书名、著者及版本。仅以前三种为例，任务之重，可见一斑：

　　（一）《清实录》4433卷，清历朝实录馆臣纂，中华书局影印本；

　　（二）《清史稿》536卷，赵尔巽等纂，中华书局点校本；

　　（三）《清史列传》80卷，中华书局王锺翰点校本。

　　我虽心中打鼓，然别无选择，只得逐一恶补，尽量详阅。当时，北大图书馆二楼北侧最西端，为教师研究生阅览室。凭学生证，可径入书库，书籍任选。坐拥书城，遨游学海，信可乐也。

　　我尝整日栖身于兹，端坐于两书架间窗台之上，光线充足，自处怡然，茶饭不思，流连忘返。一年之内，得以腹有诗书，渐窥门径。再讯问，多能对答。先生渐露笑容，我心稍安。

　　星移物换，转眼一年。先生见我已初备治学之基，便循序渐进，始授撰文之道。我原本最喜古典文学，尤对唐诗宋词情有独钟。而先生受桐城古文派熏染至深，十分强调撰文之道、行文之法，注重布局谋篇、气度笔势。

　　先生以“独立思考、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客观公允”为训，嘱我云：“史学属于科学，而文学属于艺术，二者尽管有联系，但绝不可混为一谈。既然投身史学，自当循规蹈矩。尽量运用中性词句，行文以平实、精准为上，感情色彩应降至最低。尤不可轻发妄议，以论代史。”寥寥数语，切中肯綮，犹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