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位论文之选题、设计、写作、答辩等各个环节上，先生亦严格把关，悉心指导，循循善诱，一丝不苟。曾记得，在我选择论文题目时，先生曾点拨道：“首先，论文篇幅要恰到好处，太小不足以作为硕士论文，太大则过犹不及，难以完成；且要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这样可与你今后的研究进行连接，不断累积叠加，以自成体系，开拓并占据一个领域。”

　　在先生指导下，我经广泛阅读，认真思考，自定以《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幸得先生首肯。在写作过程中，先生字字把关，逐句润色，全文共计三万余言，历时一年，终于完成。答辩顺利通过，获史学硕士学位。

　　此文发表于《燕京学报》新十八期，成为本人立身之作。饮水思源，皆仰先生指点迷津、耳提面命之功。

　　坦率而论，我本人属于好出风头、不甘寂寞之辈。在北大三年期间，曾一直担任研究生班班长，并兼任系研究生会主席等多项职务，参与学术以外之各类活动甚多。虽屡受表彰，然颇耗精力。

　　先生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是逐末舍本，不务正业。毕业临近，我等皆无法回避对未来道路之抉择。当年我已是37岁“高龄”，且家在河北，挈妇将雏。而硕士毕业，尚不能解决家属随迁。若既不返乡又思团聚，则必须考取博士，再读三年。另一方面，我已发现庶吉士制度仅仅是翰林院制度一小分支，若想窥其全豹，就必须考博。

　　或许是造化弄人，当年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研究方向之唯一博导许大龄先生，恰因年满七十岁而退休。系主任数请良义先生申报博导，以补空缺，却遭严拒。个中原委，至今不明，其结果却导致我无法报考本系博士生。

　　其实，尚有变通之法，即挂名于其他方向之博导，由良义先生任副导师，负责实际指导。我多方游走，诸事具备，只要先生应允，此路即通。然当我请求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时，未料得被断然拒绝。

　　先生正色道：正导师我都不想做，何谈副导师？荒唐至极，绝难应允。态度之决绝，无任何回旋余地。

　　心中压抑，气氛凝结；师生对坐，沉默良久。先生突然发问：“你是要名，还是要实？是真想做学问，还是想混学历？”我答曰：“当然是想做学问，赢得时间，以完成对翰林院制度的整体研究。”“那好。当今清史界，我最服膺王锺翰先生。假如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话，就投到中央民族学院王锺翰先生门下吧，我负责推荐。比你留在北大有名无实、心猿意马要好上许多。”

　　我闻罢此言，思前想后，别无选择，只得从命。

　　于是，我暗下决心，孤注一掷，返回家中，备考数月，破釜沉舟，再次如愿以偿。后来于锺翰先生口中得知，良义先生曾与锺翰先生通话，介绍我乃其得意弟子，可教之才，并鼎力推荐，望能接纳。

　　对于此事，良义先生从不提及，真君子也。锺翰先生曾负笈并执教于燕园近二十载，一向对北大学子另眼相看。当得知我硕士论文题目属于清代中央官制范畴，遂将专业考试题目比例之三分之二，定位于“明清中央官制之比较”。此范畴属我之长项，殷殷厚望，清晰可感。

　　而先我一年考入锺翰先生门下的杨海英师姐（张仁忠先生弟子）嘱我：“锺翰先生从来不写连笔字，最恶笔迹潦草；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君当好自为之。”我有备而来，成竹在胸，先打底稿，复以楷书誊写一遍，通篇以文言作答。

　　锺翰先生阅罢试卷，喜出望外。当即与良义先生通话云：“邸生有如此水准，真始料未及者也。已给出前所未有之高分，并决定予以录取。”良义先生闻罢，喜不自胜，当时尚无手机，通电话亦颇不便，为免我苦苦等待之纠结，望眼欲穿之忐忑，先生竟不顾盛夏炎炎，头顶烈日，亲自来到46楼1045室，将这一大好消息于第一时间告知于我，乃至声音颤抖，气喘吁吁。真情挚意，无以言表；此情此景，宛若昨天。

　　三

　　先生表里澄澈，生性率直，心口如一，不筑城府。尽管屡遭打击，历尽坎坷，仍凛然卓立，不改初衷。先生乃全系下干校劳改时间最久者，先后长达十年有余。然而向来不屑于做违心检讨，未低下高贵头颅。

　　此般特质之养成，当与先生早年成长环境、家庭教养所关甚巨。先生曾对我谈及，其父澄江公之第一桶金，乃因经营木材所得。当时徽商之做此营生者，各自雇人，伐木于山中，再将圆木倒放于河，揽以绳索，借水势漂流而下，运至长江口岸，交付买家。

　　诸商家为得先机，常发生冲突，强凌弱，众暴寡。首次运木，不幸遭遇一无良巨商，倚仗人多势众，明明晚发，却将袁家木材挤入河湾，使自家之木占据河道，自以为得计。而澄江公自知己弱，敢怒而不敢言。未料得当夜大雨倾盆，山洪倾泻，将河道中木材冲得无影无踪。

　　天意如此，巨商只得认命，徒呼奈何。而袁家之木却因避于河湾，得以保全。洪水过后，木材奇缺，运至口岸，价格高扬，一举致富，由此而得出家训：“欺人者，天必欺之。”先生谨遵奉行，终身不改。

　　先生于1946年考入北大，其时光复伊始，百废待兴，条件简陋，生活困难。尽管如此，所有同学仍热情高涨，学习刻苦，废寝忘食，不改其乐。同班同学中之戴逸（时名戴秉衡）、田余庆二位先生，日后均成为当代史学巨擘。

　　先生授课，除谈专业外，亦常涉及北大掌故，名人逸事。先生颇为当年业师而自豪。一次，先生发问：“你可知我的国文教师是谁？”未等回答，便自答曰“沈从文！”“考古学教师是谁？”“裴文中！”“历史文献教师是谁？”“张政烺！”“古典文学教师是谁？”“俞平伯！”“历史研究法教师是谁？”“胡适之！”我听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先生与裴文中先生的交游，颇值一书。文中先生当时受聘北大历史系讲授考古学课程，同时主持房山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之发掘。授课过程中，每每提及发现猿人头盖骨之过程，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乃至眉飞色舞，二目泛光。

　　良义先生听课认真，笔记规整，学习投入，甚得文中先生赏识。考古奇遇，神秘而刺激，良义先生十分好奇，便提出利用暑假，随文中先生赴考古现场，参与发掘。未料得文中先生十分认真，某日竟派一吉普车，将良义先生接至周口店，并亲自引至洞中，配发工具，手把手教其发掘之技。

　　良义先生劳作半日，背痛腰酸，十指发麻，顿生退意。再找文中先生，已去城中开会。思来想去，追悔莫及，便不辞而别，逃回学校。后来，文中先生托一学生专门带话云：“你转告他，就说我裴文中说的，袁良义是天底下最大的糊涂虫，外加笨蛋！”

　　不难体味，当时文中先生准备传薪于得意弟子，却换得浅尝辄止，半日即退，难免失望至极。而良义先生似乎未受触动，每每提及此骂，辄笑逐颜开，就像是得到夸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