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

　　●他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还时常收到朋友从海外寄来的刊物，每有感想，还会用一部小打字机记录下来。

　　●“要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也许因为有这样一颗永远不放弃思考的大脑，他的心灵深处才永远拥有一个独立与自由的天地。

　　“上帝糊涂，把我忘了！”这是周有光最爱说的一句话。被戏称为“四朝元老”的周有光，今年迎来了110岁生日，有如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叹服的奇迹——这个奇迹并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寿命的延长，更是未被时光夺走的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思维，甚至更加犀利的批判精神。他依旧关注时事，每天固定看五种以上的报纸，还时常收到朋友从海外寄来的刊物，每有感想，还会用一部小打字机记录下来。在周有光狭小的书房里，最显眼的便是他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照片上的周夫人笑靥如花，似乎仍在温柔地注视着相携走过近70载的爱人，陪他回味这一世纪的风雨。

　　崭新世界

　　1923年的某一天，17岁的周有光登上了从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当时的静安寺是上海租界西边的尽头，再往西就是田野。然后再雇了辆独轮车去梵皇渡，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一带，圣约翰大学就在那儿。”独轮车吱吱嘎嘎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田野上——半个多世纪后再回忆这一幕，周有光发现其极具象征意义：据他考证，独轮车跟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在工艺水平上相似，而根据《宋史》，指南车造于1027年。所以，“坐着独轮车进大学，这一下子我就在文化上跨越了900年”。老人又呵呵笑起来，似乎很得意自己的发现。

　　原名为圣约翰书院的圣约翰大学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很多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起过影响的著名人物即毕业于圣约翰，比如顾维钧、林语堂、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贝聿铭等。圣约翰学费不菲，一学期就要200多银元，是正逢家道中落的周有光难以负担的。幸运的是，周有光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听说此事，深知考上这所大学不容易，爱才心切的她竟然说服自己的母亲当了家里的一个皮箱，为周有光“筹款”上了学。

　　圣约翰大学的生活，则在自嘲为“土包子”的周有光面前打开了一道五彩斑斓的世界。当时的圣约翰也有一些中国老师，他们主要教授中国历史或古文之类的科目。钱钟书的父亲、著名的古文学家钱基博便在这里讲中国文学。“有一天钱先生来上课，出个题目，让我们下去做篇文章交上来。其中一大半的人用钢笔写的，我是用毛笔写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大骂：‘你们是中国人吗？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工具都不能用？’凡是用钢笔写的文章都被退回去，重新用毛笔写了送来。”几十年岁月倏然而过，可是生命里经历的那些难忘的人和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流水爱情

　　如果说周有光是一个传奇，传奇的另一端就是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

　　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夫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安平女士写了一本《合肥四姐妹》的书，张家四姐妹的人生故事更成为引人注目的传奇。张家曾是安徽一望族，其发家史来源于张允和的曾祖父张树声。张树声曾任过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是李鸿章手下一位重要人物。张家第三代，也就是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张冀牖），出生于清末。受新思想影响，他决定离开安徽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1921年张武龄变卖家产，在苏州开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学校”和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

　　“我的丈人也很有意思，他一个人拿钱出来办学校，他钱多，外界给他捐款他也不要。”当时有人还嘲笑张武龄傻，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投资教育的张武龄也因此与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多当时著名的教育家结成了朋友，还聘请许多思想激进的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袭、张闻天、匡亚明等人。不过现在看来，张家的这种长线投资是非常值得的。“张家四姐妹”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叶圣陶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张武龄开办的乐益女子中学读书，又恰好与张允和同学，张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周有光相识。周有光大学毕业不久，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两人离开苏州去上海就读。作为在苏州结识的“老朋友”，两人在上海逐渐接触频繁。

　　张家二姑娘允和热情奔放、性格外露，当年还有一个不太雅的绰号“小活猴”，不仅在学校里是位风云人物，在社会

　　上也小有名气。她的大头像曾被放在照相馆橱窗里做广告，而且还当过杂志的“封面女郎”。

　　周有光曾将与张允和的感情形容为“流水式的恋爱”，从1933年结婚到2002年张允和去世，两人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近70年，这样一个有如涓涓细流绵长而深远的婚姻，恐怕很少有人能企及。

　　两个半圆

　　1955年某月的一天，还在学校里教书的周有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参加当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奉命北上。会议结束后，胡愈之找到还急着要赶回上海给学生上课的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文字改革委员会，这里需要人才，请你到北京来做这个工作。周有光连连摆手：“文字学和语言学我是业余搞的，这不是我真正的专业，我是外行，不行的！”胡愈之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于是服从领导的安排，调到北京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自此，他开始正式进入语言文字学领域，人生也走上了另一个轨道。

　　周有光当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便萌发了研究文字学的兴趣，他的主修专业是经济学，副修专业便是语言学。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被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留苏华侨中推行。1933年传来中国，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也参加了这股文字运动的潮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有趣的是，周有光原名为“周耀平”，考虑到自己的本专业是经济学，语言学是业余所好，所以在发表与语言学有关的文章时，他都用“周有光”这个笔名——因为他推崇的是明代文学改革家归有光。

　　在纽约工作的时候，除了研究经济学，周有光还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他一直感兴趣的语言文字学。所以当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制定汉语拼音又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周有光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人选。经过一番辛苦工作，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而从两年前开始，应北京大学王力教授之邀，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

　　“我们花了3年时间搞成了一套拼音字母，人家开玩笑说：26个字母搞了3年，你们太笨了！”老人说着又开心地笑起来。转而他又严肃地说：“今天想起来，这3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创意。假如当时马马虎虎地搞一搞，有什么漏洞，现在再弥补就很麻烦了。”此后他们又用了3年，把这套拼音方案变成国际标准。

　　对语言学和文字学完全是外行的周有光，最终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一行的大专家。一向谦逊平和的周老，很反感别人称他为“现代汉语拼音之父”。“我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是外行，我参加文字改革工作是偶然。所以我的孙女儿上小学时对我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O。’这就是我的写照。”老人开心地笑着，谦虚地打趣自己。

　　百年沧桑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按当时的历法，尚是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后又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因而被朋友戏称为“四朝元老”。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在年龄一栏里填了“97”，挂号的人大概以为他糊涂了，想都没想，给改成了“79”。老人最不喜欢别人问他诸如怎么能长寿的养生之类话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医生而不是他自己。年轻时的周有光身体并不好，得过肺结核，还得过忧郁症；当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时，家里的保姆不放心，偷偷拿了两人的八字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结果张允和以93岁高龄去世。

　　周有光的家在北京一条胡同很不起眼的楼房里。房屋的简陋和他在外界享有的“名气”似乎颇有落差，但老人丝毫不介意这一点。走过那样一个充满动荡与不安的人生路，得经历多少风风雨雨？提起那些往事，老人总是感慨连连。“我这一生最艰难的时期就是抗战八年在重庆。有一次出差回来，发现办公室被炸光，同事不知去向，回到家，发现家也被炸得精光，家人生死不明……”那种备受煎熬的滋味我们今天可能难以体会。

　　纵观周有光的一生，不难发现自年轻起他就秉持了这样一个开朗豁达而又淡定超然的性格。这固然有遗传自活到96岁的老母亲的原因，周有光认为更重要的是后期的自我教育与修炼。“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的这句话，也是周有光老人的座右铭。

　　“一个人的大脑里有两套系统，一个是逻辑系统，就是思维能力；一个是记忆系统，记忆能力。这两个系统不一样的。我呢，记忆系统不行了，好多原来知道的东西现在都忘了。可是思维系统还没有坏。为什么没有坏？据心理学家讲，我虽然年纪老，但每天都在看书写文章，动脑子呢，脑子就不容易坏，中国旧的讲法是，年纪老了，不要动脑子了，要保养了。其实恰恰相反。现在新的讲法是，年纪老了要动脑子。动脑子可以保持健康，特别是老年人可以长寿。”老人悠然地谈起自己的心得。前些日子老人又写了篇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新观点：“要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也许因为有这样一颗永远不放弃思考的大脑，他的心灵深处才永远拥有一个独立与自由的天地。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