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水平”。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空前活跃，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数字化抗疫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和城市相比，数字信息在农村基层的应用依旧存在着“城乡鸿沟”，如理念转变困难、基础要素缺乏、内生动力不足等短板突出，只有紧扣数字信息和乡村治理融合的“三新”，做好“三实”，才能打通乡村数字化的“最后一公里”。

　　在新观念上“出实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新方向。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城市的数字化治理推进如火如荼，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码上”通行，各类民生需求“线上”完成，但在部分落后农村地区，村干部还未清楚认识到数字化管理模式的优势所在，仍然习惯用传统的“喇叭+纸笔”管理方式，导致乡村治理的“毛细血管”难以数字化，政策的“最后一公里”难以落实。据有关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经达到2.85亿，如此庞大的体量下，应充分发挥乡村数字化治理的优势，基层干部应打破思维束缚，从封闭式管理走向开放式管理，从依靠经验转向数据分析，从被动处理转向事前预测，接受新观念，学会新技术。

　　在新基建上“下实功”。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掣肘。截至2020年一季度，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仅达到46.2％，城乡之间依旧存在差距，不少落后农村存在“有了技术没有地，有了人才没有路”的现实困境，基础设施先进的乡村可以积极适应发展新趋势，如浙江打造的“乌镇管家联动中心”、甘肃打造的“村村享”信息平台，但基础设施落后的乡村面对新技术的巨大红利却只能有心无力、望“数”兴叹。今年5月份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到，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这要求我们在农村的新基建推进工作中下好“实功夫”，改善乡村信息应用配套环境，加快推进宽带乡村工程建设和试点工作，推动城乡信息流、商流、物流自由流动，进而促进数字信息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有效融入。

　　在新模式上“见实效”。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只有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实际提升，数字化治理模式的推广落实才能更有动力。有些地区“摊煎饼”式的推广治理模式，没有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特色进行设计。只有因地制宜、人民为上，才能在新模式上见实效，如广西巴马县给每个农户建立“信用档案”、浙江三林村针对村情设计“1+1+6+N”的数字乡村建设模型，都得到了当地村民的大力支持。村干部和农民是最为质朴的社会群体，只有真正感受到新型治理模式的优势所在，在信息发展成果上有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才能积极落实参与配合，发挥自治新能效。

　　“乡村治，天下安”。数字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手段。在数字信息赋能乡村治理的道路上，要转变思想观念，加大基建投入，发挥科技效能，使数字信息为乡村治理赋予更多生机与活力，共同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发展，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