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记者 焦以璇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史学者，也是新中国新闻学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他是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迄今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

　　——他撰述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成为新闻史学科扛鼎之作。

　　——70岁学电脑，80多岁开微博，年近90岁玩微信，他是同龄人中的“潮人”。

　　方汉奇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邓绍根 摄

　　2020年1月，方汉奇（前排正中）在人大新闻学院与教师合影。李俊伟 摄

　　“封笔”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94岁的方汉奇先生最近“出山”，为抗疫发声。

　　这篇题为《抗击“新冠”，老兵报到!》的文章，是方汉奇响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征文活动所作，将刊发在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报——《新闻春秋》上。在文中，他分享了对疫情的见闻和思考，并致敬所有抗疫英雄。在这位新闻史学家看来，写实当下，将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疫情期间，这位和新闻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先生，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写日记，这是他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在日记里，他拍下了因封校而冷清的人大校园，记录了校医院大夫送来两个月用量的药品，还有去小菜场“火力侦察”商铺的营业情况。像新闻播报一般，每篇日记开头他都附上确诊病例、新增病例等最新疫情数据。“我的日记只记事，不抒情，不议论，以后这些都是史料。”方汉奇说。

　　在学界，他被誉为“泰山北斗”；在年轻的新闻学子心中，他是“祖师爷”一般的存在、“教科书里的传奇”。在新闻史教学研究领域奋斗70载，一边打捞尘封已久的新闻史，一边紧跟日新月异的媒体浪潮，他自称退役的新闻老兵，但是依然在耕耘、在守望。

　　想当记者却成了研究记者的人

　　进入人生第94个年头，方汉奇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度过的。在这个三面环书、3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书柜从地板直达天花板，每一层都里外“藏”两层书，地板上、书桌上也堆得满满的，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的书房每周都要迎来好几拨慕名而来的客人，从政府要员到社会名流，从专家学者到年轻学子。如今，他习惯了独处，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每天6点多起床后，手机、电脑、报纸、电视四种媒介会在一日当中轮番登台，干得最多的是浏览、下载各种文章资讯，指导“关门弟子”完成博士生学业，晚上12点入睡。用他自己的话说，“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方汉奇上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还是2017年。那一年，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刚领完奖，他就决定把奖金悉数捐给中国新闻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结果转账当天，银行工作人员如临大敌，以为眼前这位白发老人遭遇诈骗，陪同人员也被当成骗子“审问”，就差报警了。这段经历被媒体冠以“冬日里最暖心的乌龙”。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捐赠了。早在60多年前，刚到北大教书的他就捐出了自己收集了十几年的旧报纸，多达3000多种，其中有不少像民国时期《时务报》《强学报》这样的珍稀报纸。后来，有着“海内孤本”之称的8册《述报》也被他捐给了苏州大学图书馆。几年前，方汉奇又把凝结数十年心血的数以万计的学术卡片交给了人大新闻学院新闻史教学团队，卡片上满是有史料价值的剪报、信件、读书笔记等。

　　“方老师身上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是我们后辈难以企及的。”在方汉奇的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王润泽的印象里，唯一一次看到老先生热泪盈眶，是他讲起上世纪30年代在北师大二附小上学时的一段往事。

　　当时，全班集体到动物园游玩，被几名窃踞华北的日本军人及其走狗公然拦住队伍，调戏带队女老师，还打了老师两个耳光。受此大辱，同学们立即罢游回校，都趴在书桌上号啕大哭。后来，先生每谈此事都声音哽咽，气愤不已。

　　爱国，是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深的烙印。少年时代，火热的战地生活让方汉奇向往不已，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像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可以冲锋在前线。考大学时，他的志愿“非新闻系不填”，最后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录取。

　　然而，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大学毕业时方汉奇并未如愿成为一名记者，阴差阳错进入上海新闻图书馆，从事《申报》史料整理工作。在那里，出版78年的27000多份《申报》堆满了一层楼，他花费3年多时间细细研读。

　　从此，方汉奇一生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新闻史。

　　他曾在书中这样自豪地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先后出现过6万多种报刊、1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台电视台和成千上万的杰出新闻工作者。中国的新闻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