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巴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对托尔斯泰的私生活说三道四。气愤之下，巴金写了一篇《“再认识托尔斯泰”?》予以辩护。文中写道：

　　他和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托尔斯泰虽然走得很苦，而且付出那样高昂的代价，他却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我想，人不能靠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说套话过一辈子。还是把托尔斯泰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吧。

　　周立民在《巴金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一文中认为，晚年巴金有着和晚年托尔斯泰相类似的处境与压力。巴金晚年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常为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苦恼，所以在他精神探索的路途上不断向这位文学大师寻求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源泉，正如他在《随想录》中所不断提起得那样，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

　　1994年，90岁高龄的巴金跟外孙女表白心迹道：“我说我要走老托尔斯泰的路。其实，什么‘大师’，什么‘泰斗’，我跟托尔斯泰差得很远，我还得加倍努力！”——在一个“告别革命”的新的时代，巴金重提托尔斯泰和俄罗斯文学，是他一生文学经历的回顾，也为他的思想轨迹重新找回了原点。( 张玉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