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是巴金选择翻译作品的一个标准；而“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则是他从事翻译的冀望与目的。他接下来写道：“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出身于封建大家庭的巴金，如他在“激流三部曲”中所写，亲眼目睹了太多旧制度镣铐下的惨剧，这让他终其一生都在厉声控诉黑暗的、压抑人性的制度。他用笔战斗，既用“自己的武器”，也向外求索着“拣来的别人的武器”。

　　以此翻译观去观照巴金的翻译实践，可以明显地印证这一点。巴金说“我平常最爱看一般人不爱看的书，因此我也爱译一般人不愿译的书”，他选择翻译的作品，很多并不是人们熟悉的所谓“名家名著”，而是打动了他自己，能够与他气质相契合、思想相共鸣的作品。早期巴金翻译了大量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如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巴金早年曾与柏克曼有过交往，翻译这样一本书，不仅出于思想上的原因，“还能让他感受到一个纯洁的心灵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养成，能够感受到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的护持”。而后期尤其上世纪40年代后，中国无政府运动的分崩离析不能不让巴金有所反思，他开始大量翻译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品，文风与思想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激情澎湃，而是转入对国家社会的沉思，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反封建帝制的民主斗争中去。

　　巴金故居副馆长、同时也是这套浙江文艺新版《巴金译文集》策划者的周立民总结说，巴金的翻译作品在思想上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充满人道主义作品，同情底层，站在弱者一边，强调正义的力量；二是充满反抗精神，对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攻击；三是作品的基调充满热情，抒情性比较强。也就是说，比起文学性，思想性以及对社会的效用，才是巴金更为看重的。这和一些前辈作家如鲁迅等倡导翻译外国作品，用“盗火者”之“火”来启迪民智、塑造新民族品格的诉求是一致的。而对于巴金这样一个感情更加充沛澎湃的人来说，从“打动我的心”到“打动更多人的心”，无疑更是他所愿意去追求、去达成的。

　　“为了同一个目标”

　　作为一个大量汲取西方资源的作家，阅读翻译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时时显现于巴金自己的创作之中，某种角度上说，也成为他的一种风格特色。

　　巴金处女作《灭亡》的书名就来自俄国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的长诗《纳里瓦依科》，当年巴金曾将这首长诗的几句译成汉语。诗中写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雷列耶夫本人也因为反抗暴君的起义死在绞刑架上。巴金称赞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他的小说《灭亡》写的也是北伐战争之前，一位“甘愿灭亡”的中国革命者杜大心为反抗压迫拼命工作、不惜消耗生命的故事，歌颂了为理想英勇献身的精神。这一形象，并不太符合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史套路，与其说来自巴金所真实目睹和体验到的中国革命现实，不如说更多来自于他所阅读到的外国革命家传记和回忆录，尤其是那样一种“悲壮的基调、燃烧的激情和矛盾的内心”。巴金的心路，从中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