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继续从事翻译工作，译作包括迦尔洵的短篇小说集《红花》、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木木》、高尔基的《文学写照》等。“文革”期间，巴金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被完全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翻译更是成为他在极端困难境遇下的一种庇护与寄托。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开始着手翻译赫尔岑的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他终生喜爱的一部大书，从赫尔岑对“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的诅咒中汲取面对现实的力量。虽然因年老体衰，他只译毕前两卷（后在巴金的倡导和支持下，项星耀和臧仲伦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译本），但《往事和随想》启发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随想录》。

　　可以说，翻译工作并非巴金的副业，而是贯穿了巴金的一生，和创作并行，甚至影响了创作，比创作更绵长。他的翻译对象也涉猎极广，包括英语、俄语、法语、德语、世界语等多个语种。其早年的翻译多以英译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语种译本，后来则几乎都根据原语种原著予以重译，尤其是占比例最大的俄文作品。特别值得敬佩的是，巴金对自己的译本总是反复修订，不断打磨完善，完全称得上当行本色的翻译家精神。如唐弢在其《晦庵书话》里所指出的，巴金翻译的特点正是“屡印屡改”：“巴金对自己译作极认真，又诚恳地向读者负责，所以重版一次，即思修改一次，作家中对自己译作屡印屡改者，当推此公为第一名。”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巴金的翻译工作也备受学界关注和推崇。有学者对比原著研究过巴金的译文品质，认为其信实、自然、“不隔”，“他的翻译舞虽披枷戴锁，也能跳得如行云流水，有如神助”（王友贵《巴金翻译文学初探》）。值得一提的是，巴金除从事一线翻译工作外，由他所担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重镇，据统计共出版43部译作；他主编的“译文丛书”出版57种，包括福楼拜、雷马克、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一系列作家选集，在中国影响甚大，多次再版，其中不少成为经典译本。

　　用“拣来的武器”战斗

　　巴金的译作和其创作一样，这些年多次再版。1991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套《巴金译文选集》（共十种，内地版于次年面世）。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译文全集》，共十卷，囊括了巴金所有结集出版过的译作。巴金亲自参与了编辑和校订，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工作。此外，还有北方文艺出版社于巴金去世后的2008年出版的五卷本《巴金译丛》。

　　在三联版《选集》开篇，巴金写了一篇小序，可以看作他一生翻译思想的重要总结。巴金写道：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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