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在巴金故居的策划下,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小开本《巴金译文集》,包括巴金所翻译屠格涅夫、高尔基、迦尔洵、赫尔岑、斯托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
更多时候,巴金是以作家的身份为现代文学史所树碑、为公众所熟知的,尤其是其被称作“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那一种对爱情自由、思想觉醒的追求和抗争影响了数代青年人。然而在创作的光芒之下,巴金也是一位实绩卓著的翻译家,一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创作和翻译犹如巴金的两翼,对其译作的重新整理出版,不仅完整了巴金的文学图景,也可从中觅得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生经历和特色鲜明的思想轨迹。
贯穿一生的翻译事业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世代官宦大家庭,从小家庭环境优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0年,考入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直接攻读英美原著,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这期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巴金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在扑面涌来的新思潮中,巴金最为克鲁泡特金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又音译为“安那其主义”)感触到。他后来在《我的幼年》中写道:“后来我得到了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
克鲁泡特金是俄国著名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家,他的《告少年》(后巴金重译为《告青年》),节选自其作品《一个反抗者的话》,全文洋溢着强烈的反抗压迫、奉献社会、服务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那一种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精神理念,给了少年巴金“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并在日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笔名“巴金”中的“金”,即来自于克鲁泡特金的汉译,从处女作《灭亡》起一直沿用。
1922年,巴金就曾尝试翻译了俄国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信号》(发表时署名“佩竿”),这是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1923年,他离开封建大家庭,到南京、上海等处求学,不满20岁的他已经开始有些吃力地尝试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1927年,巴金赴法国留学,在法国继续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以及另一位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1928年他回国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可见,巴金从事翻译工作的时间乃早于他的创作生涯。
上世纪30年代到1949年,是巴金创作的黄金期,也是他翻译的黄金期,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及其《散文诗》、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斯托姆的短篇小说集《迟开的蔷薇》、普希金的诗集《叛逆者之歌》、柏克曼的《狱中记》(节译)、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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