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他所译的《夜未央》，作者廖·抗夫虽是不知名的波兰剧作家，但这部描写俄国虚无主义者精神面貌的剧作不仅一度轰动西方剧界，也曾深深打动过少年巴金——“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的大悲剧……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

　　在1938年创作的《家》的续篇《春》中，巴金就用不短的篇幅专门写到了高家二少爷觉民和伙伴们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排演《夜未央》的情景，这也是巴金青年时自己的真实经历。觉民看到二小姐淑英身上也有反抗封建专制的因子，特意请她去看这出剧。淑英获得了很大的震动，反思“为什么外国女子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出那些事情，而中国女子却被人当做礼物或者雀鸟一类的东西……送出去……关起来？”后来，她也和二哥、三哥一样走上了反抗道路。可见巴金“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所言非虚，而是实实在在浸透在他所译、所写的每个字背后。

　　巴金说：“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那些洋溢着大无畏浪漫精神和抒情气息的外国作品不仅给了他文风上的影响，更内化进了他的灵魂。在《〈译文选集〉小序》中，巴金特别提到他从自己第一部译作《信号》中就获得且深受感染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对生活、对人的热爱”贯穿了他一生的写作：从《灭亡》，到“激流三部曲”，到后期的《寒夜》，再到晚年的《随想录》，时代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不同，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

　　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巴金列出了一长串他喜爱的外国作家名单，包括卢梭、左拉、雨果、罗曼·罗兰、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夏目漱石等等。这些作家之间有共性，作品都闪烁着“爱人”的人道主义光辉和浪漫主义的调子。同时也不难发现，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

　　从早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到后来的俄国现实主义，巴金一直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和滋养，也是他投入了最大精力来译介传播的部分。在其影响最大的长篇小说《家》中，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学精神的启蒙和唤醒作用。巴金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即写道：“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巴金并没有直接翻译过太多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终其一生都和这座“十九世纪文学高峰”、“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保持着情感沟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曾从法文转译过高尔基撰写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晚年托尔斯泰厌恶贵族生活、选择为贫苦民众做事、81岁离家出走的经历，让巴金深为感触，也让他坚定了晚年坚持“说真话，言行一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