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嘉吴”方案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就选址问题咨询三地相关部门，均表示需等待《纲要》的公布才能确定。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曾透露，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将设立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

　　公开资料显示，沪苏浙交界处涉及行政区域包括上海市的青浦区、松江区与金山区，苏州市的吴江区、昆山市与太仓市，浙江省的嘉兴市嘉善县、平湖市。这意味着，此前陈建军围绕“试验区”构想所圈的范围，失去了可能性。

　　就在“示范区”概念出来的头一个月，陈建军发表文章呼吁“打破合作壁垒，建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试验区”。文章提议，以上海虹桥枢纽地区为核心，形成一个包括上海市西南地区的长宁、闵行、青浦、松江4个行政区域以及江苏昆山、浙江嘉善在内的沪苏浙交界的广域三角地区，将其作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行试验区。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特聘教授徐长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向外拓展的程度决定了示范区的边界所在。他据此推断，上海大都市圈囊括的江苏南通、苏州、无锡，浙江嘉兴、宁波、舟山等都有可能。这似乎与“沪苏浙交界处”的官方界定冲突。徐长乐认为，具体实施上，选取部分区县、分步实施的可能性也存在，但绝不会止步于小的圈层。

　　通过梳理公开报道，《中国新闻周刊》发现示范区的选址已经初露端倪。

　　据上海青浦区组织部官方微博“青浦组工”消息，1月24日，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党校领导班子成员汇聚嘉善党校，召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党校联盟会议。

　　据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发布”显示，2月12日，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赴嘉善县西塘镇，了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规划建设工作情况。车俊强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机遇是浙江全省的，更是嘉兴、嘉善的。”

　　嘉善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嘉善发布”则透露，2月12日，嘉善党政代表团赴青浦考察，嘉善县委书记许晴明确提道：“青浦、吴江、嘉善同处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都承担着重大使命。”

　　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的官网更是直接点出了“青嘉吴示范区”的概念。3月9日，在全国政协民进界别小组会后，长三角沪苏浙皖民进主委们继续召开民进沪苏浙皖主委第二次联席会议。会议公布，示范区设在沪苏浙交界处，即上海的青浦、浙江的嘉善和江苏的吴江，简称为青嘉吴示范区。

　　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进一步透露：“最先提出‘青嘉吴示范区’这一概念，是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主持召开的专题协商座谈会上，这一建议得到了李强的回应与首肯。”

　　小姚庄与大上海

　　顶层规划尚未出炉，基层探索已经展开。近日，《中国新闻周刊》实地探访发现，青嘉吴三地合作正在走向深入。

　　嘉善县姚庄镇位于长三角腹地，北面与江苏吴江隔河相望，东连上海枫泾镇，是浙江省接轨上海的第一站。历史上，姚庄镇就与上海、江苏联系密切。

　　在姚庄，当地流传着“黄桃父子兵，十天收入过百万”的故事。据姚庄镇宣传干事曹宇杰介绍，姚庄的黄桃品种源自上海。上世纪90年代，上海农科院研制的黄桃在奉贤试种失败，姚庄人得到消息，带回几株试种，意外取得成功。

　　如今在接轨上海的政策背景下，姚庄的产业与上海相连更加紧密。

　　“我们在上海有两支招商小分队，一支在闵行，一支在嘉定。”姚庄镇宣传干事曹宇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姚庄全镇90%以上的外资项目、80%以上的人才和70%以上的三产项目直接从上海引进，有接近200名高端人才居住在上海、工作在姚庄。

　　“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已经把我们紧紧捆在一起，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又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剂。”曹宇杰表示，在示范区的机遇下毗邻乡镇都有合作的意向。

　　3月11日，姚庄镇发起成立了三地六镇党建联盟，青浦区练塘镇、朱家角镇、金泽镇，吴江区汾湖高新区，嘉善县西塘镇、姚庄镇由此打通了常态化的沟通渠道。

　　姚庄镇党委书记曹惠明表示，接下来姚庄镇将“做足文章，奋力拼搏，把有限的土地要素等资源统筹谋划好，在地块上做好储备，更好承接一些重大关键项目。”

　　嘉善县发改局副局长李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虽然《纲要》尚未公布，但三地已经开始主动谋划。“我们一方面打通毛细血管，譬如针对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开办，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区，空间也划好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梳理各方面问题、摸清自己的底细，为迎接《规划》的出台做准备。”

　　今年2月，青浦、吴江、嘉善还联合发布了 《2019年一体化发展工作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三地将共同开展沪苏浙毗邻区域概念性规划研究，逐步实现规划契合、设施汇合、产业耦合、功能聚合、治理融合、环保联合和保障配合。

　　从对接到融合

　　事实上，长三角一体化的提法由来已久。

　　2008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长三角一体化”写入国家文件。此后10年，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先后发布《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纲要》(2019年将出台)等文件，对长三角一体化进行了数次规划。

　　陈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即将出台的新一轮《纲要》重点将是空间质量的提高而非空间规划问题，伴随而来的必将是制度性的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推动一体化走上新台阶”。

　　舆论认为，示范区被寄予厚望，不在于打通省域间的断头路，而在于解决120急救车跨省救援的问题——前者依靠区域合作，后者依靠的是区域一体化。

　　陈雯将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面临的障碍，分为结构性和制度性两个方面。其中，结构性障碍指客观存在的地区差异，如语言不通、生态阻隔、经济水平差异等；而制度性障碍更多是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思维，人为设置门槛和分割的政策、法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这次的规划，包括示范区建设，更着重解决制度性障碍，制度性障碍的解决也有利于解决结构性的障碍问题。”

　　示范区如何能够破除制度性的障碍？据陈建军观察，目前地方的思维仍局限于属地管理：“青嘉吴这一区域确定为示范区的话，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谋划，如果三地依然在各自探索，最后建设的结果将依然是个拼盘。”

　　“如果把跨界的示范区完全当成一个行政区对待，把三四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区，就不是真正在解决跨界一体化的问题，还是会继续带来行政边界协调问题。这样的做法是一条死路，未来也没法推广。”陈雯提醒道，属地管理是无法改变的前提，完全和过度强调整体也容易步入另一个极端，可能会使协调和一体化陷入僵局。

　　她认为，“在这轮一体化探索中，一定要理清地方自治与一体化的关系，审慎地制定一体化协调制度方案。单个行政区涉及的是内部管理成本，多个地区间涉及的是交易成本，两者都存在一定的规模边界。”

　　边界的把控源于实践探索，因此示范区带有很强的试验性。“为什么我一直提试验区？因为中国还没有类似的尝试。”陈建军认为，“无论未来如何规划，示范区的建设都将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像现在的长三角办，仍需要通过吵架去磨合。”

　　对长三角办的工作人员来说，工作状态也随着一体化的深入而发生转变。长三角办交通能源组组长罗伟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接’已经是过去时了，‘融合’才是进行时。”

　　在他看来，从一开始的合作对接，到现在的融合，拥有共同的身份认同，未来一体化的趋势，也将会从物理性对接过渡到化学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