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成毗邻共识
“无论何种定位，示范区政策的出台，都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陈建军说。
今年年初，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简称长三角办)落地上海。这个由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四地抽调工作人员，组建而成的跨区域机构耗时数月，编制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明确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长三角办的设立是区域合作机制的一次重大突破。”长三角办交通能源组组长、江苏省的派驻代表罗伟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三角办作为一个诞生不久的沟通机制和协商平台，在长三角区域合作上已经发挥出重要作用。
太浦河流域横跨沪苏浙两省一市，上游承担太湖泄洪和内河航运，下游承担上海西部的供水功能。由于诉求分歧，地区之间难以形成合力，“太浦河后续工程”实行了多年却进展缓慢。罗伟光说，长三角办成立后，多次召集三地多个区县寻找最大公约数，直到协商出一个均衡的解决方案。现在，青浦、吴江、嘉善建立了“联合河长制”，定期开展联合巡河。
“这种联席会议平等协商的方式，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仍然有一些深层次、跨行政区的制度瓶颈，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一体化来克服。”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任新建认为。
根据任新建的研究，沪苏浙16个主要城市中，有14个城市将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主导产业，产业同质性竞争激烈。在破解产业同质化难题上，长三角尚缺一张统一的产业地图来指导，而这并非长三角办的层级所能做到。
“其实长三角一体化进程越来越明显地遭遇到制度瓶颈。”首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要推进一体化，获得发展红利，就必须梳理哪些协调制度能起作用，哪些行政管理制度必须去打破，否则制度将像铁板一样，形成壁垒，踢不掉、绕不开，制约了要素流动和合作发展！”
如何打破制度瓶颈？任务落在了示范区上。
陈雯提到，历史上长三角曾有过省市间的协调机构——上世纪60年代的华东局和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但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一步到位不可行，陈建军后来提出“试验区”的构想，但并未被采用。其中原因，他认为是地区间的观念差异，让大家没能取得共识：“浙江的想法，长三角是一个整体，应搞大国大城市群；上海的想法是以上海为中心，搞大国大城。”
“其实大家都在权衡自己能获得怎样的好处，不是所有城市都非常积极。”陈雯提到，“有些城市觉得一体化把资源都吸聚到上海去了，就会有抗拒心态。”
共识的建立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陈建军提到，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将嘉善建设成中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第二件事，将嘉兴打造成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的示范区。
经年累月，情况渐生变化。今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到嘉善调研时提到，过去一年，上海多个区的党政班子都主动到浙江拜访。
“这种现象在以往并不多见。”嘉善县发改局副局长李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以前，我们县某个单位的局长要到上海去接触，几乎是不现实的，因为层级就不对等。而这两年上海姿态变得主动，嘉善对上海的接待多了，微信也加得多了。”
达成毗邻共识只是示范区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王振曾表示：“现在中国发展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行政区域的分割往往会形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或者过分竞争，国家希望在要素市场、地区分工、公共服务、城乡协调上更多地迈向一体化。一体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中间有很多障碍，这个障碍谁先去突破，这个任务现在交给了长三角。”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落实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现实步骤是从多个层面加快一体化的行动，包括示范区的建设。”陈建军分析称。
示范区概念公布后，选址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2月19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专题审议会议上，上海市人大代表时筠仑抛出疑问：“示范区范围到底花落谁家？”
资料图：开往杭州的“和谐号”列车从南京南站出发。宁杭高速铁路正式投入运营后，南京至杭州的单程旅行时间缩短至一小时左右。中新社发 泱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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