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入职后不到1个月，即1981年春节，降边就去西藏拜访最杰出的说唱艺人——时年76高龄的扎巴老人。

　　扎巴老人的一生折射了《格萨尔》研究从“伤心学”到“辉煌学”的演变。国学大师陈寅恪面对敦煌学早期研究阶段出现的“敦煌学的故乡在中国，研究成果却出在国外”这一尴尬，曾发出“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的感慨，《格萨尔》研究的命运亦大抵如此。

　　扎巴出身农奴，饥饿和疾病接二连三夺走了父亲、两个哥哥、三个儿子、妻子的性命。他随着朝佛的香客游历西藏的圣山圣湖，走到哪里便说唱到哪里。出色的天赋、悲苦的人生加上丰富的阅历，使他的演唱生动、雄浑、深沉，听者无不沉醉动容。但即便这样，他也只能做到勉强糊口。在旧西藏，像他这样的说唱艺人被归为乞丐，须缴纳“乞讨税”。贵族农奴主和土司头人认识不到劳动人民创造的《格萨尔》有什么价值，而将其蔑称为“乞丐的喧嚣”。反倒是国外的学者对《格萨尔》兴趣盎然，《格萨尔》研究的第一批专著、第一个学术机构均诞生于国外。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百万农奴和广大藏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当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昔日的“乞丐”巴扎成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国宝”，曾经的“乞丐的喧嚣”被录成一盘盘磁带，让《格萨尔》研究者如获至宝。

　　降边嘉措回忆起与扎巴老人相处的珍贵细节：“扎巴老人和我都是康巴人，语言上没有障碍，他觉得遇到了知音。《格萨尔》说唱艺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不讲‘地狱大圆满’，一讲就把故事讲完了，艺人的使命就结束了，他就应该到格萨尔那边去了。而扎巴老人却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英雄诞生’一直到‘地狱大圆满’，完整地讲了全过程。他说，他讲了一辈子的故事，第一次完整地讲是讲给你听。这个让我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