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那天，降边不仅与考官们分享了童年的回忆，还从之前24年的理论储备中信手拈来马列著作对希腊史诗的评价和黑格尔对史诗重要地位的论述，并提出了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的设想。

　　降边被中国社科院聘为我国第一位藏族副研究员。1981年1月8日，他到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报到，成为藏文室的“光杆司令”。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格萨尔》研究吹来了融融暖意。1980年的“峨眉会议”和1983年的“桂林会议”形成了对《格萨尔》重要性和研究方向的共识：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在《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之后，应立即组织力量，编纂一部能够反映藏文《格萨尔》全貌的精选本，并逐步将它翻译成汉文和外文，向全国同胞、向全世界的广大读者介绍这部伟大的史诗。

　　周扬、钟敬文、季羡林、贾芝、马学良、王平凡等老一辈学人一致看好降边嘉措这个“壮劳力”，要他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我活不了几天啦！”1984年8月，病重期间的周扬握住了降边的手，“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就交给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

　　2001年底，近百岁的钟敬文让护士拔掉鼻管，摘下氧气罩，对前来探望的降边嘉措嘱咐道：“只有藏文本《格萨尔》影响面太小，一定要翻译成汉文，介绍给各民族的读者……”

　　40年来，降边嘉措走遍半个中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有《格萨尔》的地方，即是他足尖的方向。眼前，雪域的故事在牵引；背后，前辈的目光在托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