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要开证明只能到江西老家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最终这一难题的解决，还是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见4月9日央广报道）

　　相关报道一出，引来网友一片质疑，有些人更是将其归结为“奇葩证明”予以鞭笞，有些人则开始追忆“曾经一起开过的奇葩证明”。其实，奇葩的不是证明本身，而是开具证明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比较“痛苦”。

　　去过相关部门办事的人，大多有一个感慨：程序比较复杂，好多事情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几乎寸步难行。办事的人和为你办事的人，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高度重合，好不容易请一天假，好不容易排到了队，可问题出现了：证件不齐，情况变化，而且很多时候还要这证明那证明，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如果家住外地，更有可能 “横跨大半个中国来办证明”。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

　　不能说这些证明都没有必要。拿“证明我妈是我妈”来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如果没有这一要求的话，不排除有些人怕麻烦，虚构一个“紧急联络人”，到时真要出了问题，那就麻烦大了。问题是，许许多多的证明，难道必须当事人自己亲历亲为吗？

　　今天已经进了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也一再呼吁全社会要有互联网思维。方便、共享是互联网思维的特征之一，如果政府部门有互联网思维，那就应该打破信息壁垒，建立一个公共信息库，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联网操作。比如说需要办一件事，那就认准一个部门；需要哪些证明材料，通过这个部门直接登录信息库。像“证明我妈是我妈”，当场就可以开出，何需东奔西走？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也启示我们，在简政放权这个话题上，一方面要立足于“减”，一些证明能减则减，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另一方面要立足于“通”，打破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实现公民基本情况的共享，解决证明难办问题。果能如此，许多证明也就不必开了，也没有什么奇葩证明了；即使一些必须有的证明，也不必再来回奔波。

　　互联网时代不该有“证明我妈是我妈”。在奇葩证明的背后，既有着理念问题，还可能有着利益问题。据称，陈先生因为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必去开证明了。60元到底交给了谁？这里面掺杂的就是利益。由此看来，让政府成为互联网思维的先行先试者，不仅需要思维风暴，更需要积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