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世范，

　　“爱国三问”的躬行与回答

　　1974年，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叶嘉莹马上申请回国探亲。坐在飞机上的叶嘉莹俯瞰北京城，不由得流了眼泪。“我看到一条长街上都是灯火，我就想那会不会是西长安街呢？是我当年每天都走过的地方，是我的家所在的地方？”回国后她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有1870个字，其中有一段写道：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1976年，叶嘉莹的长女与女婿在一场车祸中同时罹难。料理完后事，叶嘉莹终日哭泣，她突然领悟到，“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能成为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回国教书，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197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向欧美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揭开了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序幕。叶嘉莹借此机会，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讲学，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

　　“从1979年开始，我在假期自费回国教学，一分钱都没有拿国家的，完全是尽义务。”漂泊流离数十载，这是她与命运最后、也是最坚决的抗争。叶嘉莹说：“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这是叶嘉莹1999年在南开大学与研究生讨论的照片，2019年教师节，南开大学为叶嘉莹颁发终身成就奖。南开大学供图

　　回国时，叶嘉莹特意在香港的国货商店买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蓝色女干部服。同年3月，55岁的叶嘉莹受邀来到南开大学，主讲汉魏南北朝诗。授课时，在可坐300人的大阶梯教室里，台阶上、窗户上坐满了学生，叶嘉莹需要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叶嘉莹为能用母语教课而深感幸福。“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教书，我可以随便讲，讲到哪里就是哪里。”但做叶嘉莹的学生可并不容易。“跟我做学生就得吃亏。”发论文，她不肯打招呼；找工作，她不为学生谋福利。因为她坚信诗词不能沦为应酬和歌功颂德的作品。

　　1991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3年，她担任该研究所所长，捐献出自己的一半退休金，约合人民币90万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今年叶嘉莹再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目前她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用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1999年叶嘉莹在她筹建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留影，2019年是她归国从教40周年。南开大学供图

　　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校长张伯苓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曾发出了“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爱国三问”曾激励不少师生投身救国运动。

　　40年来，叶嘉莹不仅在南开大学教课，还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巡回讲学，举行古典诗词专题讲演数百场。在演讲中，叶嘉莹不断用诗词来表达报国之情：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在中国古诗中，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私人的那一点感情，而应该是对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更博大的情谊。”

　　叶嘉莹的一生，都是对“爱国三问”的躬行与回答。透过文字，她将爱诗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在一起。

　　叶嘉莹手书题诗。南开大学供图

　　定居南开后，叶嘉莹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她每周给学生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文。她的听力不如往昔，上课时学生发言，需要坐得离她近一点，声音大一些。

　　她增加自己在祖国各地讲座讲学的频率。她说，“我要做的就是打开一扇门，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

　　现在，叶嘉莹依旧坚持站立讲课。每每讲起诗词，这位素衣华发的老人便焕发出不一样的风采。她在《给孩子的古诗词》一书里这样说：“有人问我，以后还会有人喜欢古诗吗？我说，只要古诗存在，一定有人喜爱它。诗歌里有生命，你不会知道千年后还有人读了你的诗歌，会感动。诗词有生命，读诗词能让人有心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