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玮琪2015年初喜获双胞胎儿子飞飞翔翔，常常在社交网站分享儿子萌照，吸引超过百万粉丝追踪。她3日一早照常在微博晒出宝宝照片，却因为时值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日，被不少网友狠酸“不发祖国发你儿子？”她事后在微博回应“真是对不起”，还透过公司表示，道歉是针对网友不开心。（9月6日央广网）

　　虽然，范玮琪道歉了，而且说我愿意道歉；但是，对于理性的公众来说，这种道歉无疑是被迫的。范玮琪之所以顺从地道歉，不过是担心自己的商业品牌受到影响，而其实她是没有必要道歉的，这一道歉就相当于向网络压力屈服。这种网络压力，显然不是一种理性的网络民意，只是一种貌似舆情的网络暴力而已。这种网络暴力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就曾集中爆发过一次，那次的受害者是马云。但倔强的马云没有屈服，他不仅没有道歉，而且根本没有把网络逼捐当回事。结果，网络暴力在自讨没趣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要求范玮琪道歉者是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当成网络暴力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作出正当的舆论监督，他们觉得自身的价值通过这种网络监督得到了体现。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和感觉，是因为他们支配、判断自己行为的思维是“意图伦理”——只要认为自己的意图是好的，那么就不必问行为的性质如何，结果如何；因为，既然意图是好的，那么行为就应该是好的，结果就应该是好的。简而言之，“意图伦理”就是自以为是，将自己认为好的意图当做行为的出发点和判断所有事情的依据。一句意图是好的，就可以解释、掩饰所有的荒诞和荒唐。哪怕这种意图造成了侵害与破坏。

　　当陷入“意图伦理”时，要求范玮琪道歉者就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任何不妥：他们认定范玮琪的行为是铁定错误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意图是无比正确的。所以，范玮琪必须道歉，至于这种要求是否会造成网络压力，甚至形成舆论暴力，这根本不重要。或者说，这种结果也是对的、好的。所以，看到范玮琪道歉，要求道歉者会有成功的喜悦，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一种道德绑架，这是一种网络暴力，他们想的只是范玮琪害怕了，范玮琪接受了自己的观点和警告。对于“意图伦理”者来说，他们才不会担心自己会成为“意图伦理”的受害者，他们只是看到了这种“意图伦理”带来的表达快感。

　　与“意图伦理”相对应的概念是“责任伦理”，说的是，人们在作出某个举动和判断自身行为时，不仅从意图出发，而且还要对行为负责，还要看到行为的性质和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一种行为意图是好的，但是结果却会带来破坏和伤害，信奉“责任伦理”者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放任这种“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发生。显然，在现代社会，我们更需要的是“责任伦理”——即便人们不认同范玮琪的做法，也不会要求其道歉，因为一旦要求就破坏了自由的边界，就让消极自由不复存在，就让良好意图变成一种真实伤害。这种结果，显然不是一个理性且对社会充满责任者希望看到的。

　　有时，网络舆情未必等于网络民意。因为，网络舆情的表达主体可能只是网民的一部分，网络舆情在某个特定情境下，可能呈现出情绪化、极端化特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网络舆情的表达主体陷入“意图伦理”思维时，他们站在道德高地作出的监督，就会成为一种真实的道德绑架，就会成为一种赤裸的网络暴力。

　　此时，被监督者需要理性地解读网络舆情，看清网络舆情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道不道歉真的是无所谓；而对于习惯意图先行者而言，警惕成见跑在理性前面，警惕自己成为“意图伦理”的俘虏，也应该成为一种自觉。否则，网络舆情就可能离网络民意十万八千里，不仅会造成误伤，也会造成表达的迷失——让更多的人在极端表达中失去理性，成为偏执的群体。（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