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要我先到‘医院’，听听几个‘医生’的看法再做决定。”

　　叔叔的想法是，农加贵如果到实地看看，兴许会改变主意同意去教书。

　　于是，在叔叔的陪同下，农加贵大着胆子来到“医院”实地考察。

　　“医院”有三个“医生”，一个叫农炳康，是“医院”的头儿，他以前当过工人，后来被送去培训过医疗知识，算是“医院”最有学问的人。

　　一个叫王建知，以前常在乡村集市卖草药，算是一个懂医懂药的人，卫生局叫他来“医院”，弄些草药用酒泡了给村民吃。

　　还有一位叫防明礼，虽然也穿白大褂，但实际是在“医院”搞管理。

　　他们三人的任务就两个：劝阻村民外出的同时给村民发药。

　　农加贵印象中，他们的打扮令人感到“医院”的氛围很紧张：“他们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双手戴手套，脚蹬高筒靴，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把药放在医院的窗台上，村民从外面取药，他们也不和村民直接接触。”

　　农加贵认为，农炳康在动员说服他来当老师教书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紧要的角色。

　　“他反反复复给我做工作，叫我别怕，我说我还是怕，农炳康就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他给我酒精，叫我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心里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去，就没事了。”

　　“用酒精防麻风病是可笑的，即便在当时，我也不相信，但农炳康答应我的几个‘条件’让我心动了。他告诉我，学校不在麻风村，在‘医院’，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我不需要和村民在一起，我和‘医院’的3个医生共同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而且是每天从麻风村走出来读书，我不用去到麻风村。”

　　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我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条件使我决定留下来试试看。”

　　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当时，这个村子村民——病人及其家属——有280多人，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用高压锅消过毒才给我”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学生是否会因为生活在一起的缘故感染麻风病不好说，换句话说，学生中到底有没有麻风病患者，当时没有体检的程序，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农炳康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

　　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

　　“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再走到教室门口，距离更近了，他伸头看了看坐在里面的孩子，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麻风病状，和外面健康孩子一模一样，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不过，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那种“好”。“农加贵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依旧每月给他35元。”文山州总工会副主席杨琪玲说，“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他们每次给我之前，都是用纱布包着钱，用高压锅高温蒸过，直到第二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每月35元的补贴，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一共给了他5040元。

　　此外，村民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种植玉米来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在农加贵记忆中，落松地的村民为了自己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能使的手段全使了。

　　“他们已经发现，下一代要走出麻风村，要去掉‘麻风’的阴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为此，凡是涉及办学的事，比如出资投劳修整校舍、招募老师、为孩子升学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最早就是和‘医院’在一起，用的教室是‘医院’的一间屋子。后来搬离‘医院’，在距‘医院’约50米，比‘医院’高的一个小山包盖房，作为学校。再往后就直接与‘医院’彻底分开，直接从山谷谷口搬回到麻风村，在村子边建盖学校，这也就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所在地。”

　　即使是今天的学校，在原校址上，校舍已经重建过。

　　农加贵很感动的是，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那是一个小山包，必须推平才能盖房子，我先是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样样都说好了，他驾驶推土机来帮我们平地，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3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擀板，一个人使劲把擀板摁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

　　而在此之前，是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是1999年迁入的，那时有两间平房，是村民们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屋质量肯定不行，用到2002年，政府出资，才扒掉重建，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农老师31年只身一人办学，是‘西畴精神’的生动体现”

　　由于这个村庄的特殊性，孩子送出去读书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必须自己办学，所以，当下“集中办学”的教育改革对于落松地小学来说，或许被迫只能是一个例外。

　　和全国其他任何一所“一师一校”的情况迥异，在这个特殊的小山村教书，“一师一校”是被迫形成的状态，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敢来这所学校教书。

　　尽管为了吸引教师来教书，村长告诉农加贵，只要村里能满足、能提供的条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延请，但多年诸多的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没有人愿意来这所学校任教，已经在此工作了31年的农加贵，从青春小伙（弱冠之年）到霜染两鬓（知天命之年），他忧心的是最多再过10年，他就要退休，如果继续没有人来，他一旦退休，这所学校在存活41年后，就自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