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西班牙革命为例子说：“我们过去的政治的机构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需要着大的改革……”因此，他认为应该提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公式主义者》）。救亡与启蒙（或自新），在巴金这里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这与某些学者认为抗战的“救亡”打断了五四的“启蒙”并不吻合，它说明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巴金这样的作家在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

　　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在1937年底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一时离不开上海的巴金，重拾抗战前就开始写的《春》，直到写完它才离开。孤岛的生活有一种淤积于胸不得抒发的愤懑，写作，让巴金内心的郁闷找到倾吐的空间，“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关于〈激流〉》）。1938年2月，巴金完成《春》的写作，看完全书的校样，他离开上海去广州。

　　“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秋》也完成于孤岛中的上海，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巴金和从天津逃难到上海的三哥李尧林度过一段难忘的隐居生活。“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印。原稿送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出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关于〈激流〉》）特殊的环境也造就了特殊的作品，《秋》四十万言，是巴金小说中最长的一部，与写作时这种规律的隐居生活状态不无关系。沈从文高度评价在动荡的生活中，坚守信仰，勤奋写作的作家：“个人所思所愿虽极小，可并不对别人伟大企图菲薄。如茅盾写《子夜》，一下笔即数十万言，巴金连续若干长篇，过百万言，以及并世诸作家所有良好表现，与在作品中所包含的高尚理想，我很尊重这种有分量的工作，并且还相信有些作家的成就，是应当受到社会上各方面有见识的读者，用一种比当前更关心的态度来尊重的。人各有所长，有所短，能忠于其事，忠于自己，才会有真正的成就……”（沈从文：《给一个作家》）

　　当时的“孤岛”上海，特务横行，暗杀、绑架爱国人士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人为了安全，不得不隐姓埋名，不在社会上露面。这里已很难为巴金提供安宁的写作环境。1940年5月，即将告别上海，巴金的心情十分复杂：

　　这几个月是我的心情最坏的时期，《秋》的写作也不是愉快的事……每夜我伏在书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钟，然后带着满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有时在床上我也不能够闭眼。那又是亨利希·海涅所说的“渴慕与热望”来折磨我了。我也有过海涅的“深夜之思”，我也像他那样反复地念着：

　　我不能再闭上我的眼睛，

　　我只有让我的热泪畅流。

　　在睡梦中，我想，我的眼睛也是向着西南方的。

　　在这时候幸好有一个信念安慰我的疲劳的心，那就是诗人所说的：

　　Das Vaterland wird nie verderben. （祖国永不会灭亡。）

　　《〈秋〉序》

　　他坚信“祖国永不会灭亡”，他也在思考如何通过抗战和改革使这个古老的民族获得新生。

巴金参与编辑的刊物《烽火》《文丛》

　　从“小人小事”到“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

　　1941年夏天，巴金住在重庆沙坪坝互生书店，田一文也曾回忆他的写作细节：“互生书店的那间宽敞楼房，只有一张白木方桌，几个白木方凳，几张木架板床，巴金写作和休息，就在这么一个简陋天地里。”巴金坐在临窗的方桌前写作。“巴金没有一般作家的习惯，不抽烟，也不喝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杯开水，一叠稿纸。”“每天晚上，他写作总是写到夜深人静、更锣响过两遍以后才睡。只在晚饭以后，约我一起出去散散步。早上，巴金起得很早。习惯在书店对角的一家甜食店吃早点。他只吃一小碗‘醪糟荷包蛋’或‘杂酱面’。他是成都人，喜欢四川小吃。中饭和晚饭，他跟店里几个人一起进餐。”然而，这里也并非世外桃源，战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正值初夏，重庆沙坪坝已热得可怕。更可怕的是臭虫和耗子，它们肆无忌惮，一到夜晚，它们就会猖獗活动，任意骚扰。耗子在房里乱窜、乱啃，臭虫使人睡不安稳。而且，暑气逼人，入夜也不解凉。”（田一文：《忆巴金写〈火〉第二部》）

　　沙坪坝的这段生活，巴金后来写进他的小说《还魂草》中，从这篇作品开始，巴金的创作已经酝酿着转变。他后来解释：“我在四十年代中出版了几本小说，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短篇集子的标题就叫《小人小事》。我在长篇小说《憩园》里借一位财主的口说：‘就是气魄太小！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其实是欣赏这些小人小事的。这一类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作品大概就是从《还魂草》开始，到《寒夜》才结束，那是一九四六年年底的事了。”由“英雄史诗”到“小人小事”，巴金的这个转变与他抗战实际的生活经历和对这片土地的重新认识有关，正如他所说：“我始终认为正是这样的普通人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任何困难都压不倒中华民族，任何灾难都搞不垮中华民族，主要的力量在于我们的人民，并不在于少数戴大红花的人。四十年代开始我就在探索我们民族力量的源泉，我写了一系列的‘小人小事’，我也有了一点理解。”（《关于〈还魂草〉》）在抗战后期的创作里，他更关注普通人的现实与理想，对“生命的开花”的渴求、对理想的寻找，不再是在血与火中谋求实现了，而是在平凡的人生中、日常生活里让它发出光辉。为此，在黑暗的“第四病室”中，巴金生造出一位好心的充满朝气的女医生，“希望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她并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关于〈第四病室〉》）。她不过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在自己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给周围的人送来幸福和温暖。《憩园》中那个写“小人小事”，而且自己不断怀疑写作价值的作家，却没有想到在女读者万昭华那里获得意外的鼓励。万昭华说：“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在残酷的战争和严峻的现实面前，作家对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动荡的岁月里，这些信念又支持着他坚定而平静的写作。

　　抗战时期，是巴金创作的成熟期，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高度评价巴金这一时期的创作，他说：“在老作家中，写作成就最令人鼓舞的，是最初蔑视文学的巴金。唯有他，在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中，一直不曾停笔，在小说成绩黯淡的抗战前半期，他完成了《秋》和《火》（三册）两部巨著，短篇小说集有《还魂草》，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与萧珊女士结了婚。婚后，写出了划阶段的三部小说：《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从这三部作品看出来，他的小说技巧，已臻炉火纯青，对文艺有了庄严和虔诚，同时政治尾巴也乜得干干净净，成为一点不含糊的独立作家了。从文学史来看，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了。”他甚至盛赞《憩园》：“论谨严可与鲁迅争衡，论优美则可与沈从文竞耀，论生动不让老舍，论缱绻不下郁达夫，但是论艺术的节制和纯粹，情节与角色，趣旨和技巧的均衡和谐，以及整个作品的晶莹浑圆，从各个角度看都恰到好处，则远超过诸人，可以说，卓然独立，出类拔萃。”

　　环境虽然恶劣，但那年月，巴金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回忆在昆明写作《龙·虎·狗》时说：“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关于〈龙·虎·狗〉》）青春岁月里，遭逢这样一场残酷的战争，不能说是一件幸事。然而，苦难，常常也是一个大熔炉，冶炼人的意志，提升人的境界。青春，不论什么年代里的青春，都是一股充满着热情和创造力的扑不灭的火焰，于是，在追溯那个年代的文学史时，在那段如歌的岁月里，我们看到了久久难忘的一幅巴金写作图，它也是一代作家奔走抗战奋笔疾书的剪影：

　　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

　　（《文学生活五十年》）

　　1945年，在送别一位朋友时，巴金曾这样写道：“在那光秃的斜坡上，在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松松的土块下，人们埋葬的不止是你的遗体和那些没有实现的希望，还有我过去十四年的岁月。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日子。青春、热情、理想、勇气、快乐……那些编织幻梦的年龄……它们已经跟着可以为我印证的友人同逝了。”（《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十四年抗战，巴金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二岁，那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然而，那又是怎样的岁月啊，颠沛流离中度岁，炮火下求生，巴金的妻子萧珊曾对朋友叹息：“你不觉得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战争中度过了么？”（转引自杨苡《梦萧珊》）可是，生命的活力，青春的热情，却又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挡的，即便是在阴云密布、烽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们也有自己如火的青春，并且以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坚韧，造就一段如歌的岁月。他们可以说“青春无悔”！

　　 （作者：周立民，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