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也许一时忘记了于蓝的名字，又不熟悉于蓝。她刚要拿稿子看，于蓝已经站起来，带着有些激动的情绪说：主持人我叫于蓝，首先我是大陆的演员，代表大陆电影人应邀参加台湾金马奖，并不是因为我是田壮壮的妈妈才来台湾的。

　　场面一时陷入尴尬。在我身后一位台湾著名的画家声音洪亮地说道：哇，这么伟大、在大陆很了不起的演员都不知道？真给台湾影人丢脸。

电影《翠岗红旗》剧照

　　从一九六〇年进北影厂到一九七〇年，在生活中没机会接触于蓝。

　　一九七〇年元旦过后，进驻北影的军工宣队宣布春节过后北影厂全体人员下放到“五七干校”。北影五七干校校址设在北京大兴天堂河劳教农场。原有的劳教人员集中到团河劳教农场。那年春节是2月6日，1月下旬军工宣队组织一批以年轻人为主的先遣队到干校做筹备工作。我是先遣队成员，出发时看到于蓝也在先遣队里感到很吃惊，先遣队的工作会非常艰苦，她的年龄是不应该参加先遣队的。

　　北影五七干校分成四个连队，分别在劳教农场三个不同的地点，各自距离几公里的路程。先遣队也按四个连队的人员分开，我和于蓝都在四连的先遣队。我们到了驻地放下背包，军工宣队领导召集开了个短会，便开始修补、打扫破败而臭气熏天的房屋，整理场院，准备农具，建立食堂。军工宣队要求大队人员到达后，变农闲为农忙，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文革”正处高潮，“北影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军工宣队语）。于蓝当时属于“黑线人物”“三名三高”，所以我们四连先遣队在干活时成了“哑巴队”，没有人敢互相交流。我很吃惊于蓝干活的泼辣劲一点不输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于蓝干活不戴手套，累活脏活她都抢着干。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在这种无语的劳动中，她的脸上没有愁字、苦字，平静中蕴含着内心的浩然正气。有时我会想起初中语文老师说的“坚韧不拔”，有时会感觉于蓝生活中有江姐（《烈火中永生》），有陶承（《革命家庭》的母亲），有向五儿（《翠岗红旗》）。在她身上有江姐的意志，有陶承的信念与母性，也有向五儿的坚定与坚韧。你分不出是她融于角色，还是角色依附于她，两者之间有一种神合。和她一起生活劳动，你会感觉有很强的磁场在吸引着你。这，大概就是人格魅力。

　　大约在2月2日、3日，临近春节了，一直不言不语的于蓝突然向军工宣队提出：应该包一顿饺子过年三十。听到于蓝的话大家都愣住了！要知道，在今天这么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在当时可得有相当的勇气。这个建议可以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抗拒改造加以批评，也可以上纲上线到抗拒毛主席五七指示，把你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家都不言声时于蓝又补充了一句：在延安条件再艰苦，逢年过节总是要过的。没想到军工宣队竟然同意了。先遣队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下工之后大家都到伙房包饺子。于蓝是东北人，她说包完饺子放在外面冻着，年三十吃冻饺子。我是腊月二十九生人，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除夕和新年。我悄悄给自己过了一个别样的生日。感谢于蓝！

　　一位台湾的画家竟然用“伟大”来赞誉于蓝。

　　记者招待会后，我很好奇地问这位画家：你熟悉于蓝？他说：不认识。他来参加金马奖活动就是专门来看于蓝的。我问他：台湾放映过于蓝的电影吗？他笑了，台湾哪里敢？他告诉我：他是台湾花莲人，土生土长。到海外留学是第一次离开台湾。他说：在国外出于猎奇去看的大陆电影。恰巧看到的电影中有三部于蓝主演的《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他说：于蓝的电影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所以我要说她是伟大的演员。他还打趣地告诉我，你注意到没有，台湾的公车没有8路，他们心里忌讳八路，连主持人都害怕八路于蓝。

　　多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北影小区旁的西土城公园见到于蓝。她已经坐轮椅了。毕竟太久没见面，原本一个充满活力、精神矍铄的于蓝怎么坐上轮椅了，心中不免有些感伤。她向我招招手，我走到她身边向她问好。她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小黄好久没见到你了。你的《龙年警官》《过年》我都看了。很好，就要这么拍戏。你也有白头发了，我还叫你小黄呢。她的手暖暖的，我感觉一股暖流从她心里手里流入我的心坎。

　　今天，于蓝老师走了。

　　她是那一代从延安走出来的艺术家杰出的代表，她身上的品质体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品质。

　　正在写这篇追忆短文时，手机响了，中国电影导演微信群里韩志君导演发来一条微信“赵实同志来信：我为于蓝老师献上一曲《夜的钢琴曲5》，感谢她对中国文艺事业和电影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寄托我们对她无限缅怀之情！祈福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永远的江姐’活在我们心中”。

　　赵实部长做过导演，担任过广电总局领导，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但她不是作曲家、钢琴家。视频上三分多钟的钢琴曲却是发自内心的悲鸣。开篇即传递出她的痛，她的落，掷地有声，静夜里无限的缅怀之情。依依残月，肠断关山，孤灯不明，望空长叹……

　　曾经的电影领导者用这样的方式悼念电影艺术家的逝去。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人集体的心声。

　　写于2020年6月29日夜

与孙道临一起出演电影《革命家庭》

　　把后半生都献给儿童电影事业

　　侯克明（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

　　于蓝老师1981年开始筹建儿童电影制片厂，从北影厂大门里面的一排平房起家，经过十多年努力，终于在西土城2号建起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区旁是职工宿舍，她在塔楼五层的一个普通单元里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她离开领导岗位后，她那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客厅，就成了儿童电影人最神圣的殿堂。

　　别看于蓝老师六十年代就被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但她老人家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许多电影人经常跑来请她看剧本、看样片，大家都把见于蓝老师作为儿童电影人的最高荣誉，把她的话当作前进的动力。中小学、少年宫的活动请她出席的就更多了。她过了九十岁生日之后，考虑到她年纪太大了，为了防止她过度劳累，我们让保姆不要接生人电话，或者让客人到儿童电影学会办公室来，我们替她挡驾。但于蓝老师的小客厅却还是人来人往，因为她总是自己接电话，凡有事找她，她都热情接待。来访的不仅有编剧导演演员，还有许多基层儿童电影放映员和学校影视教师，与普通人聊天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每天下午或傍晚，保姆总要推轮椅送她到附近的小月河公园散步，她与公园散步的人都热情打招呼聊天，从没有明星架子。据说有一次保姆小谢回家探亲，田壮壮推于蓝老师去小月河散步，公园的朋友们见状都问“于蓝老师换男保姆啦？”搞得田壮壮哭笑不得。

　　于蓝老师的耳朵背，跟她说话需要大声。我去汇报工作一般都写好材料，打印成大字，方便她看。她每次对我们送去的儿童电影工作文件，都一字一句地看，不明白的，逐一询问。2014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筹备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们把提前写好的学会工作报告草案送给她审阅，由于文件长，我让办公室先送文件给她，我想过两天去听意见。谁知道她看得很认真，当天就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我急忙赶到她的小客厅，老人家对着文稿，一字一句帮我推敲。最后特别提醒我：“电视新闻播报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的讲话，你们要认真组织会员学习，工作报告要体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