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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跨越两个世纪 浙大老校长的求是一生

2019-08-03 09:09:06

  竺可桢在学习。(资料照片)

  每逢入学季,来自天南海北的浙江大学新生,总会在紫金港校区东大门南侧的一块巨石前驻足片刻。石上篆刻的,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浙大人的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是老校长竺可桢在1936年首次参加新生入学典礼时提出的。

  彼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位刚刚担任浙大校长、面容和蔼学问精深的留美博士,即将陪伴全校师生13年艰难的岁月。他的名字,也因这段历史而与浙大密不可分。

  毅然回国 科学报国

  2018年11月,一部由浙大黑白剧社创作的校史大戏《求是魂》,在紫金港小剧场重磅开演。整部话剧共分四幕九场,围绕竺可桢一生中的典型片段,反映他对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讲起这位浙大老校长的故事,一个绕不开的年份就是1918年。那时,28岁的绍兴小伙竺可桢,正在面临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抉择。

  竺可桢曾经在美留学8年。他先进入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农业,毕业后又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当时新兴的气象学。倘若留在国外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可他却选择在1918年获取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

  “虽然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我们的农业与高度商品化的美国农业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而与农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气象。”原来,竺可桢从“转专业”的那一刻起,就做好了“科学救国”的打算。回国后,他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和首批气象台站、第一个地学系,并在国内建立了拥有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的中国气象观测网。

  西迁办学 坚守育人

  今年暑假,来自浙大的6支社会实践团队的近百名学生奔赴贵州湄潭,实地重温浙大西迁办学的历史。

  那是一段颠沛流离的时光。任凭历史的巨轮驶来,作为校长的竺可桢却无所畏惧。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浙大被迫举校搬迁。家国危亡,该迁向何处?“浙大决不搬迁到武汉、长沙或重庆那样的大城市去,而是要搬迁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相结合。”9月,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途中为保护师生,竺可桢不顾个人安危,总是走在队伍最前列。

  西迁途中,竺可桢提出了“大学教育与内地开发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沿途不忘造福乡里。在湄潭时,看到当地气候土壤很适合茶树,竺可桢就请浙大的茶叶专家教老百姓种茶和炒茶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茶叶质量。浙大前教务长苏步青教授曾回忆:“我们到了泰和以后,见江水经常泛滥为患。江西的老百姓,受的苦真是说不完。竺先生知此情况后,就让土木系的师生考察并设计解决方案,最后由县政府组织施工,在赣江边建造了一条长堤,终于把千年水患给制服了。”这条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长堤,在当地被称作“浙大堤”。

  竺可桢曾把师生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求是精神 薪火相传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如今,每位浙大学子吟唱起这首校歌时,都不会忘记这段西迁历史,以及诞生于西迁途中的“求是”校训。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在他的倡议下,会议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可桢经常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

  正是这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求是”精神,支撑着竺可桢在物资匮乏、居无定所的困境里,依旧坚持办学、坚持科研,千方百计提高全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使浙大在烽火中发展壮大,崛起为全国著名的学府;同时也为国家保护和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在纪念竺可桢诞辰一百周年的集会上,作出这样的评价:竺可桢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名忠诚战士。

  抛开这诸多头衔,竺可桢更是一名学者。竺可桢始终关注并尽毕生之力开展气候变化研究。从1918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始终保持着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习惯。

  迁校跋涉的过程中,竺可桢对个人的科研事业也毫不松懈,他先后发表了近40篇文章,其中特别重要的有《杭州之气候》《中国之温度》《徐霞客之时代》等论文。1941年前后,竺可桢因公到重庆,看到一家书店陈列着一些西文书籍,便进去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一口气便看了3个多小时。

  竺可桢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可这位大科学家,还是认为“自己知道得太少了。”1974年1月23日,84岁的竺可桢生命已处于垂危之中。夫人看他咳得厉害,把来探望的亲戚、朋友留在房外。猛然间,竺可桢听到了外孙女婿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地叫他进来。竺可桢强作精神,艰难地坐在书桌旁边。夫人心疼他,可他却很“执拗”——原来,竺可桢对自己缺乏“基本粒子”的知识感到着急,而外孙女婿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竺可桢自然很想把握这个求教机会。

  竺可桢对于自己提出的“两问”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第一,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

  跨越两个世纪,竺可桢一直保持着学者特有的坚韧和单纯,他不停地学习、工作,不断追求科学和生命的真理,并将这份追求真理的精神无私地播撒给身边的人。(浙江日报记者 李灿)

来源:浙江日报
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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