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上午在华山医院病房与亲友学生欢度生日，晚上在睡眠中仙逝。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期待华东师大、上海作协筹办的拟于10月28日举行的“钱谷融先生百岁寿诞庆典”。《庆祝钱谷融先生百岁华诞纪念文集》收入的拙文校样也已寄回出版社，此文寄托着我对恩师的感念和祝福。9月28日晚，儿子问我去上海是乘飞机还是火车，打算订票，我因为已听说先生因病住院，情况不太好，便回答等等再说。没有想到，几乎同时，先生正离我们远去！

　　钱谷融先生寿登期颐，百年人生，既坎坷又淡定，平静而辉煌，随和而执着，博学多才，洒脱多趣。我的书架上一直排列着五十多年前大学听课的全部笔记，其中就有钱先生讲的现代文学。先生们的敬业精神永远激励鞭策着我，所以我几次搬迁，藏书换了几批，而这些纸质不佳却硬面装帧的笔记本始终立于书架，这有形的纸张传递着无形的永恒精神。这里就有钱先生的精神遗产。

　　我珍藏着钱先生签赠的《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这是我书架上最薄最小最不起眼的两本小册子，却是我心目中最珍贵、最厚重的大书，这并非我的偏爱，这两本书，尤其前者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已有定评的。钱先生的著作，言简意赅又举重若轻，自然抒发而非故作惊人之语。两篇论文发表之初，都遭到批判与封杀，先生泰然自若，默默忍受而依然坚守。先生的赠书都出版于拨乱反正之后，形势变化，先生宠辱不惊，仍然淡然处之。先生在学术道路上顺则精进，逆则退守，但不失底线，不忘初心，决不随波逐流、俯仰屈从。

　　我还收藏了先生的五封书信和三张贺卡。我不敢打扰先生，所以轻易不会给先生写信，而先生则有信必复。先生的来信或荐举他的学生，或为我答疑解惑，或关心我的健康。信中全是他对学生的关爱，从不涉及他的个人经历，更无丝毫抱怨、不满、愤懑之言，完全是一位长者宽厚仁慈之风度。

　　钱先生这次是9月20日住院的，本来这一天我的同班同学高文池约定请先生吃饭，不料先生脚肿要去医院检查，此后病情发展，再未出院。高文池去医院探望，代我问候先生，先生很高兴，还说，“康达身体也不好，希望他注意健康”。文池电话转告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先生，这时候您还惦记着学生！

　　钱先生的博士杨扬一直精心照顾先生，他对记者说，先生得知病情后态度很从容，表示没有太大的痛苦，他都能泰然处之。钱先生把生死也看得很淡，这才得以在睡眠中安静地告别世界。作为学生，我们悼念先生，只有很好地守护和继承先生的学术精神，决不辜负先生的期望。（夏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