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因公废私情，不因私误公事

　　袁世凯下野后，严修去河南项城看望袁，袁盛情招待。第二天严修要走，袁世凯不肯，严说已买好火车票，袁世凯让严退票。严修后来感慨说：“项城（即袁世凯）之情谊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度被清廷重用，严修暗中联络，为南北和谈做了一些工作。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想让严修当度支部长，严修坚辞，袁又请他当教育部长，依然不就。但袁世凯把几个儿子托付给严修教育，严却答应了。袁世凯赠给严修三千元谢仪，严修不肯收，便用这笔钱，带袁世凯的儿子们去欧洲留学。

　　自1911年起，长芦盐场经营陷入困境，敬业中学堂失去了“金主”，严修只好四处“折节化缘”，在北洋系中人的赞助下，终于挺过难关。

　　1915年，袁世凯复辟的野心日趋明显，严修坚决反对。他给袁的心腹幕僚张一麐写信，希望予以劝谏。在信中，严修写道：“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尤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

　　严修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然而，当1916年6月7日，得知袁世凯去世时，严修火速进京，“哭项城于居仁堂”。

　　1919年1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生母于氏去世，严修冒着严寒，亲自送灵至车站，“步行约四里许”。

　　六

　　他说“人各有志”

　　1919年，南开中学升格为大学，据当年的《捐款收入表》载：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认捐40万；阎锡山认捐五千元；黎元洪认捐1万元。

　　晚年严修远离官场，只关注教育和写诗。

　　1917年，周恩来即将从南开中学毕业，严修的长子严崇智写信给严修，说：“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为六妹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

　　严修赞同此议，他曾称周恩来是“宰相之才”，但周不同意，他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定会受严家支配。”

　　严修不以为忤，周恩来后因参加爱国运动，南开大学迫于当局压力，只好开除周，严修捐出7千元，设立“范孙奖学金”，支持周恩来、李福景出国留学。

　　1950年，周恩来对南开校友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真是感激。”

　　1929年2月，严修“偶受感冒，经延医诊治，自知不起，作自挽诗”，竟溘然长逝，离70岁的生日还不到一个月。严修去世后，南开毕业生捐款为他竖立了铜制胸像，该像在抗战期间失踪。

　　海上风吹一叶舟，酒酣长啸按吴钩。

　　带怀勿尽吾衰矣，尚欲乘搓向斗牛。

　　胡适说：“（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