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回望钟鼓楼

　　万宁桥北部有火神庙、鼓楼与钟楼。

　　火神庙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供奉火德真君，历代多有修缮，20世纪50年代后沦为杂院，挤进了43户居民和一家招待所。2002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启动了火神庙腾退修缮工程，2008年3月竣工。两年后举行开光典礼。火神庙山门原本是坐西向东，修复后在南端增辟一门，正面横额曰：“敕建火德真君庙”，其内供奉道教的守护神王灵官，故而在山门之后又悬挂竖匾曰“灵官殿”。山门之后是火祖殿，匾曰：“荧惑宝殿”，供奉火德真君，是一座勾连搭建筑，原来悬有乾隆手书匾额与楹联。额曰：“司南利用”，联曰：“菽粟并资仁，功成既济；槐榆分布令，序美惟修。”火祖殿之后是重楼，俗称玉皇阁，二层正面横匾曰：“万寿景命宝阁”，底层曰“真武殿”，供奉真武大帝。西侧小间曰“太岁殿”，供奉太岁星。阁后横匾曰“紫霄香案”。最后是三座重楼，北面一座，东西各一座，通过两座高台抄手游廊相连，高台各辟一座细长拱门。北面的重楼为绿琉璃瓦黄剪边，其余各殿及山门均为黑琉璃瓦绿剪边。

　　明万历时曰“万岁景灵阁”，为万历御笔。清乾隆时改为“万寿景命宝阁”，为乾隆御笔。楼上供奉玉皇大帝，楼下供奉万寿雷坛、三霄老子与三十六神祇。东配殿供奉关帝、关平、周仓。西配殿供奉斗姥真君，殿内悬挂“妙统辰枢”之匾。斗姥真君也作斗姆元君，是北斗众星之母，是道教中重要的神祇。现在的东边配殿是月老殿、观音殿，匾曰“慈航普渡”；西边的配殿是财神殿与三官殿，供奉天地水三神。三官殿对面是戗柱牌楼，原来在东门外面，此次修复时改在门内。

　　火神庙是北京市内历史最悠久、建筑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专门用来祭祀火神的道观。明万历时委派道录司官员主持祝事，清康熙二年(1663)，火神庙被列入国家祀典。由于地理位置绝佳，处于万宁桥堍西北，什刹海东侧，火神庙既是“以水济而厌胜”，又是游览胜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中道来京参加会试，闲时与他的哥哥宗道、宏道与谢子楚、谢在杭去火神庙“小饮看水”。大家都很高兴，吟哦了不少诗。袁宗道是写给火神庙道士的，其中有两句“事火道人事，翻来水上居”，为火神服务的人却居于水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道则称颂这里是“柳花浓没地，鸥貌静随湍”，是“石桥明树里，真不像长安”。石桥就是万宁桥了，绿荫澄明，水鸟翔舞，哪里像是北方的都城呢？同游之人，谢子楚是安徽歙县人，以诗名世。谢在杭，即谢肇淛，曾任广西布政使，是闽派诗人的代表。五位诗人雅集，除了宗道与中道，可惜没有见到其他诗人的诗作。

　　火神庙的北侧是鼓楼与钟楼。鼓楼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坐北朝南，占地6865.5平方米，建筑面积2736.27平方米，通高46.7米，由墩台与重楼两部分组成，四周绕以矮墙。墩台亦称露台，南北有台阶，东西为坡道。重楼为歇山调大脊三重檐楼阁式建筑，灰筒瓦绿剪边，共三层。底层辟八座拱门，南北各三座，东西各一座，东北隅设一小门，内筑登楼石梯。二层为暗层。顶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绕以回廊。丹墙朱窗，雄浑壮丽。其所在之地应是万宁寺中心阁的位置，或者就是在中心阁的基础上兴建而成，故而在建筑风格上颇有元风。

　　从鼓楼向北100米左右是钟楼。与鼓楼一样，钟楼亦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坐北朝南，通高47.9米，占地面积5740平方米，建筑面积1477.9平方米，底部为高台，其上为钟楼。高台四面辟券门，东北隅辟一小门，内构登楼石梯。钟楼亦为砖石结构，黑琉璃瓦绿剪边，四面亦辟券门，两侧为仿木石窗。与鼓楼宏伟壮观不同，钟楼则挺拔娟秀。鼓楼与钟楼均毁于明末战火。谈迁在《北游记》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癸酉中记载，那一天他去太学观看石鼓，路过鼓楼，看到“楼毁而石洞高筑。雄风四来。稍北钟楼。其制其毁并如之”。按照谈迁的记述，钟楼与鼓楼的形状大概类似，也是木构重楼。入清以后先修复了鼓楼，乾隆十年(1745)开始修建钟楼，两年以后建成，为了防止火灾，重建的钟楼全部改为砖石结构。

　　在明清两朝，鼓楼与钟楼是北京的报时机构。鼓楼内设有24面大鼓，钟楼内高悬一口铜钟。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夜间设有5个时间节点，即戊时一更，称起更(19时—21时)；亥时二更(21时—23时)；子时三更(23时—凌晨1时)；丑时四更(1时—3时)；寅时五更，又称亮更(3时—5时)。定更与亮更均是先击鼓后撞钟，二更至四更则只撞钟不击鼓。击鼓的方法：先是快击18响，再次慢击18响，最后不紧不慢再击打18响，共计54响。之后重复一遍，总计108响。撞钟的方法与次数也是如此。1924年，钟鼓楼报时的功能被废止。1990年除夕，钟楼再次撞响大钟，作为对新春的祝福。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将鼓楼与钟楼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除夕，鼓楼再次响起鼓声，重现了报时的场景。

　　在历史上，鼓楼与钟楼不仅是“以时出治，声与政通”的国之重器，其周围也多有文人往来，或者就住在附近的坊巷里，危素便是其中一位。据《霏雪录》记载，王冕来大都游览，危素路过他的住处，王冕“常见其文而不相识”，于是请他入座，“不问其姓名，徐曰：‘君非钟楼街住耶？’危曰：‘然。’不出他语而罢。”钟楼街即今天鼓楼与钟楼西侧的旧鼓楼大街。旁人问王冕怎么知道他就是危素？王冕说此人的文章里有一股诡异之气，“目其人举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朴也”。太朴，是危素的字。王冕不认识危素却知道他住在钟楼街，可见其名望之高。

　　危素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曾经做过元朝的吏部尚书。其为人刚毅正直，多有建言而敢于担当。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入大都，危素跑到报恩寺(今北新桥二条49号)投入井中，一个僧人把他拉出来，对他说，你不能死，“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听僧人这么说，危素收回了以死殉国的念头。这时明军士兵已然逼近存放历史档案的大库，危素急忙跑到明军将领那里，请他把军队撤走，从而把“元实录”保全下来。危素是重要的史学家，参与了宋、辽、金三朝史书的撰写工作。他又精于书法而为时人所重，解缙学书据说便得法于危素。他的文章与诗歌也深负时誉，他的一首七绝吟道：“五云坊下暮烟斜，夹道疏槐照碧波。却忆江南风景好，修修纤竹翠连坡。”又云：“我忆东曹粉署郎，琅玕写就拂云长。只疑散步云林曲，独听秋声待晚凉。”

　　危素、赵孟頫、李东阳、公安三袁与侯仁之等，这些历史人物，他们的文化活动已然成为中轴线不可须臾分离的重要元素，因此在介绍北京城的北部中轴线时，不应仅仅是建筑节点，同时也应该描述围绕其间的文化活动——那些人、那些诗、那些文，那些建筑节点，将二者结合起来，不是可以更加深刻阐发其中的历史内涵与文化含量吗？

　　(作者：王彬，系鲁迅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