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府兵制、均田农民与奴隶制

　　府兵制、均田农民、奴隶制等，是唐史上的重要问题，迄今海内外学者探讨甚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说明，此处只简单说明其问题所在。就府兵制而言，萨书有多处提及，尤其指出唐所以治理天下者，一是府兵之制，二是文官制度，而这两种制度又各有缺点。萨先生对府兵制有较高评价，其特质之一，是寓兵于农，农兵合一，士不失业，可以防止军阀割据。（上揭，第99—104、165页）按，府兵是不是兵农合一，学界有讨论，陈寅恪采肯定说 （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台北：里仁书局，1981，第139—140页），

　　岑仲勉采否定说 （参看岑仲勉，《隋唐史》，第216—217页），学界迄今多采肯定说。将隋唐之强盛，归于府兵的说法，可能受邺侯（即李繁，李泌之父） 《家传》 （《玉海》卷一三八引）以及宋人观点的影响。唐太宗贞观三年，魏征对唐太宗说：“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贞观政要》卷二《直谏》）即说明府兵不能用来攻战，它的任务，主要在于轮番宿卫京师。唐朝对外作战的兵力，主要是来自征募。府兵为何不堪攻战？原因很多，此处无法详细探讨，但至少从其兵源检讨隋唐与西魏北周之差异，即可理解同样选取中上人家时，素质即截然不同。萨书第104页引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条曰：“（府兵）实无一卒之可凭。”看似酷评，亦有值得深思之道理。府兵之法所以寖坏，萨先生多次指出在于高宗、武后时代 “天下久不用兵”，此说是取自《新唐书·兵志》，但唐长孺在《唐书兵志笺正》已指出此项记事有误，反而以为：“府兵之坏，正坐用兵之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初版，第24页）当以唐说为是。萨先生又指出府兵是“二十为兵”（上揭，第224页），此说亦沿袭《新唐书·兵志》，唐先生亦作辩正，以为唐朝丁男都在二十一，其后更作放宽，但无以二十成丁，所以应当说是二十一为兵[参看前引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14—15页。按，唐氏此书后来收入《唐长孺文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读者可参阅。另外，台湾由杨家骆主编，《新旧唐书合钞》第九册亦收入唐长孺 《唐书兵志笺正》一书（鼎文书局，1973年），萨先生已不及参阅，殊为可惜]，学界目前亦采唐说，宜作更正。由于萨先生写作此册时，两岸关系紧张，无法参阅唐氏书，不能责怪萨先生。

　　至于均田农民与奴隶问题，萨先生以为均田之制，每夫受田百亩，人各有田，农民从军，其田是由奴隶耕种。但奴隶来源，主要来自战争的俘虏，且受季节影响。如果俘虏少，则耕种与兵源都受其影响，府兵制度自然要归于破坏。这里较具争议的问题，在于农田劳动者究竟是农民，抑或是奴隶？（上揭，第156页）不论中国或者日本，争辩甚多，就农民而言，国家授受土地，其实是一种限田政策，对户籍、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都有限制，这种情况下的农民究竟是自由农，或相当于农奴，或相当于奴隶性质，学界亦争辩不休。奴隶属于贱民阶层，唐代贱民有多种身份，大要分官贱民、私贱民，从事生产之奴隶，究竟是属于何种奴隶？此事是否具备普遍性，抑或只是特定人家，仍待厘清，并非泛泛陈述，即能说清。萨书终究是通论书，此等问题，不宜苛求具体解明。[关于奴隶性质问题，包括海内外学者的探讨，可参看李天民，《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一章第一节“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的历史及理论方法问题”]

　　以上是萨书可读性之荦荦大者，瑕不掩瑜，虽是旧版重刊，仍不失学术价值，读者可细嚼品尝，定会有所创获。

　　（作者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