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杨宪益和钱锺书的悉心爬梳，披露了保存在中国典籍中的类似记载。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也不足为奇，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郑凡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中说过：“对普遍存在的或远古的民间故事，恰恰有更明确的证据表明，最不相同的民族也有他们故事内容上的极其相似点。同样的故事类型和叙事主题，以最令人迷惑的方式遍及世界。识别这些相似点并试图解释它们，使一个学者更加接近对人类文化本性的理解。” （见该书第一章《民间故事的普遍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汤普森本人就在芬兰学者阿尔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增订编制《民间故事类型 索 引》（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对流传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予以分类和编码，其中就列有“皇帝的新衣”这一类型。而用他们两位姓氏首字母命名的AT类型分类法，也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民间故事时的重要参照。美国儿童文学家珍妮·约伦在编纂《世界著名民间故事大观》（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时，就搜集了流传于美国的民间故事《两个老妇打赌》，在注释中参酌AT分类法介绍说，“类似的故事亦见于土耳其、以色列，以及一直到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广大地域”，“故事中该人赤身裸体却以为美服在身这一情节，在斯堪的纳维亚有种种变异，为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提供了原型”，提供了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个故事类型的传播。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也借鉴了AT分类法，而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中国。在他编制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李广成校，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里同样列有“皇帝的新衣”一类，并概括其主旨为“人们赞美看不见的织物”（见该书“I笑话”，编号1620）。尽管他依据的资料源于现代人编写的《讽刺笑话集》，未能依循杨宪益或钱锺书提供的线索沿波讨源，因而招致德国学者艾伯华的批评，认为“从故事题目看，我们看不出是中国故事，这部笑话集同时还收了外国笑话”；但艾伯华同样提到，“从这个故事类型本身说，确实是很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装’，而我已在拙著中指出，我坚信它产生于中国的东部”（董晓萍译《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口头传统与无宗教的古典文学文献为主》，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三期；又收入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修订版，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艾伯华所说的“拙著”即指该书）。经过众多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使得流传于中国的同类型故事得以依照国际标准编码予以著录，可供越来越多的学者参考比较。尽管并不能由此轻率地判定最初的源头或梳理彼此的关联，但正像丁乃通所强调的那样，“不管这些中国故事与国际的标准形式有多少差异，对于想探讨民间故事如何影响民风民俗、如何传布和发展的学者，这些故事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

　　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而言，确实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而天翻地覆的剧变。然而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政体虽然在名义上已告终结，可是称帝、复辟之类的闹剧却常有回光返照乃至卷土重来的迹象，种种背离现代文明的陈腐观念和卑劣品性更是根深蒂固地残存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因此在《皇帝的新衣》中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等：贪慕虚荣而颟顸愚蠢的国王、曲意逢迎而阿谀求容的大臣、奸诈诡谲而投机牟利的骗子、随声附和而人云亦云的庸众……总让人感觉似曾相识，有时甚至恍在眼前。鲁迅曾经借助这个童话借题发挥说：“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论补》，收入《花边文学》）童话中的孩子能够肆无忌惮地戳破谎言，现实中的成人却未必可以放言无忌。这恐怕正是触动读者们在一笑之余顿生感喟的奥秘所在，也正是吸引这么多翻译家、创作人和研究者为此倾注心力的主要原因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