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新衣》并不是安徒生一空依傍、师心独造的创作，而是根据流传于中世纪西班牙的民间故事加以改编的。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在编定童话集时早就有过明确的申明。近现代以来的译介者对此也多有论及，周作人在增订《域外小说集》时，于《著者事略》中便介绍过它的渊源：“《皇帝之新衣》本见西班牙曼努尔（Don Manuel）著《卢堪诺尔伯爵》第七章，安兑尔然取其事，改作此篇，而删其教训，遂弥觉轻妙可喜。盖其所讽刺，意甚明显，若加指示，反足以减损色彩也。”认为安徒生虽然省略了原有的训诫讥刺，反倒能够青出于蓝而后来居上。张友松在翻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九期）时说，他发现安徒生“曾经发表过一篇杂记的文字，把他自己所作的故事的来源和系统略为说明了一下”，“所以特地将这篇文字译了出来，以飨读者”。安徒生在文中提到：“《皇帝的新衣》原是一个西班牙的故事；我们得有这篇里那些有趣的概念，不得不感激满诺尔公爵（Prince Don Manuel，1277—1347）。”这番自述可以验证周作人的介绍确有所本。徐调孚在为赵景深修订本《皇帝的新衣》（开明书店，1931年）撰写《付印题记》时也说：“《皇帝的新衣》是收在一八三七年出版的‘童话’第三部里，原是一个西班牙的故事。见曼 努 尔（Don Manuel）著《卢 堪诺尔伯爵》第七章，安徒生取其事，改作此篇，而删去了教训的份子。”大概参考过周、张等人的介绍，其实也源于安徒生的自述。

　　赵景深翻译过丹麦评论家勃兰特的《安徒生童话的艺术》（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九期），从研究者的角度做了重要补充。文中强调：“我们要想透澈的了解安徒生的艺术，请看他怎样工作。我们看他工作的程序，便可更深的明瞭他的艺术。最好是我们看他怎样改编童话，因为他的艺术方法在改编童话上是显示得很清楚的。我们不是把两篇东西拿来比较一下，瞎捧一顿便算完事；我们要很详细的叙述，仔细看看，那一处是他省略的，那一处是他扩大的，将他的作品的顺序显示于我们眼底。”被拿来详细研讨的正是《皇帝的新衣》。勃兰特逐段绎读了那个西班牙故事，虽然承认主体部分“开始很有趣，全篇故事也很幽默”，但也指出导入的时候 “实在无味得很”，“只图发明自己隐藏着的哲理，却把读者的兴趣减去不少”，还特别批评最后所附的教训“非常可笑而且也无深意”。除了改动并增添部分情节外，安徒生将那些空泛的议论悉数删去，“以他的瘦手拙笔，使这故事离开原来的中心，以戏剧般的活泼，用对话体来叙述”，终于使改编后的作品焕然一新，成为“可赞美的故事”。尽管赵景深在此述而不作，并没有再做阐发，读者却足以了解故事的嬗变原委，并据此判别原作与改作的高下优劣。

　　早年在英国牛津留学时就已结识杨宪益，后来又和他多有文字往来的钱锺书，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收获。他在《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中发现宋人所编《太平广记》中有一篇根据《高僧传》删订而成的《鸠摩罗什》，其中“记大阿盘头达多语一节尤佳”。在节录相关内容后，他有按语评析道：“安徒生童话《皇帝新衣》（The Emperor’s New Clothes）一篇，举世传诵，机杼酷肖；唯末谓帝脱故着新，招摇过市，一无知小儿呼曰：‘何一丝不挂！’（‘But he has nothing on!’a little child cried out at last），转笔冷隽，释书所不办也。”（见该书《太平广记》部分第三十八则）既指出《高僧传》故事与安徒生童话在构思方面极其相似，又强调后者所增小儿当众高呼的情节，使得故事发展奇峰陡起，意味深长隽永，远非前者所能企及。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到安徒生匠心独具、点铁成金的高超手段。

　　钱锺书在讨论时还引录了明末陈际泰《王子凉诗集序》中的一段文字，也值得注意。陈氏在序言中说，“余读西氏记，言遮须国王之织，类于母猴之削之见欺也。欲其布织轻细，等于朝之薄烟，乃悬上赏以走异国之工”，“有黠者闭户经年，曰：‘布已成。’捧于手以进，视之，等于空虚也。王大悦，辄赏之。因自逃也”。钱锺书指出：“‘母猴之削’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西氏记’疑即指《鸠摩罗什传》，陈氏加以渲染耳。”虽然未做深入研讨，但已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母猴之削”的故事是说有卫人自称能在荆棘刺上镂刻母猴，燕王信以为真，将其奉为上宾。可当燕王想要亲眼目睹时，卫人却千方百计予以阻挠。就具体情节而言，只是在诡言欺骗君王方面与《皇帝的新衣》相仿。相较之下，倒是“遮须国王之织”的故事和此后问世的安徒生童话更为相似。这究竟只是陈际泰依据《鸠摩罗什传》敷演渲染而成，还是另有其他渊源可本，着实令人颇感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