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方绅、商的合流

　　更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样一个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的社会群体事实上在当时的上海地方社会运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嘉庆二十五年，朝廷疏浚吴淞江，由各地县令甄选地方人士担任董事，负责相关事务，当时上海县有董事四人，分别为陈焕、李心泰、李筠嘉和朱增慎，后三者的身份上文已有所考释，而陈焕同样也是当时上海县内著名的商人，并乐为善举。

　　此外，嘉道间上海城内最为重要的一些慈善机构也和这一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李心泰的祖父李士达便是上海育婴堂的创建者之一，而李心泰本人则参与了另一个慈善机构——同仁堂的创建。根据道光十一年的《上海同仁堂征信录》记载，当时李心泰和陈焕任该堂司总、瞿应绍负责赡给老人，郁松年负责施棺，与朱增慎为同族的朱增沂和朱增惠亦分别执掌义冢和赡给老人之事。

　　直至道光二十二年，英军逼近上海县城时，上海县令刘光斗与城内绅商计议守城策略，据时人乔重禧在《夷难日记》中记载，当时参与商议的有上海城内所谓大董八人，分别为瞿应绍、曹洪集、金树涛、沈希辙、朱增慎、朱增惠、郁松年和徐渭仁等。

　　可见，鸦片战争前，地方士绅和沙船商人在某种程度上共同主导着上海城市社会的发展，这种新型的绅、商结合的方式跟传统时代迥然有别，也是当时整体社会风气转变的突出表现。

　　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清代松江、上海地区科举状况逊于周边，何炳棣先生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乾嘉以后，随着上海成为全国最大港口，大部分人力资源都被转投入了经济领域。即使是那些曾经金榜题名者，也纷纷弃古文而趋经济，比如那位领衔禀请将黄道婆列入官方祀典的李林松，在其晚年便认为八股时文乃至古文、经学皆不足言，“学者终当求实用也”，这样的认识应该是绅、商逐渐合流的思想基础。

　　当然，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乾嘉以降上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以沙船为媒介的棉布贸易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黄道婆作为一个信仰符号，或许可以被视为能够将不同的绅、商群体联合在一起的粘结剂。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