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学政辛从益的质疑

　　由《募建黄婆祠捐疏》可知，道光六年上海士民联名呼吁将黄道婆祠列入祀典的请求得到了从江苏巡抚陶澍到上海知县许榕皋等大部分地方官员的支持，主要持不同意见者为时任江苏学政的辛从益，他提出了以下三点质疑：

　　首先，他认为无法确认黄道婆是否上海本地人。因为根据《辍耕录》的记载，只是说“国初有一妪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之具云”，并没有明确说她就是上海人。如果严格根据当时国家祀典的规定，非本地出生者是不宜列入官方祭祀系统的。

　　其次，当时棉花生产不仅盛行于南方，在北方亦“皆有此种，特为茂盛”，似乎很难与黄道婆联系起来。

　　再次，他认为当时往来于上海的海船，主要从事洋货贸易，其中只有部分船只“贩运木棉”，因此将黄道婆称为“海运功臣”，有言过其实之嫌。

　　辛从益的质疑有部分的合理性，尤其是关于黄道婆籍贯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聚讼纷纭。但他的后两点质疑理由实则却正反映了当时清朝一般地方官员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不了解与某种程度上的隔膜。

　　因为正如后来上海官绅的回应所言，明清以降，北方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种植棉花，但是却“不能为布”，“皆有南方织成贩运”，所以“北土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而黄道婆的功绩不仅仅在引入棉种，更在教人纺绩，由此形成了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

　　另外，辛从益认为云集于上海的海船主要从事洋货贸易的说法也并不全面。事实上，从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受益于太仓浏河港淤塞等原因，上海正逐渐取代稍北的浏河，成为南北洋贸易中心，发展成了全国最大的棉布和饼豆市场，东北豆货南来，江南棉布北往成为一种常态，大量的沙船因此而集聚于上海，正是这些适合航行于北洋的沙船后来成为了漕粮海运的主力，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上海士民将黄道婆视为“海运功臣”并不为过。

　　还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六年前后，江南漕粮征收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浮收”问题，苏州、松江一带征收一石漕粮往往会多收四五斗，甚至六七斗，作为漕粮运输的补贴，由此引起地方士人的反弹，发生所谓“告漕”“闹漕”事件，被地方官府弹压。针对类似事件，辛从益作为学政，认为应该约束地方官员的权力，维护士子利益，因此与主张严惩的江苏巡抚陶澍产生龃龉。而黄道婆的请祀得到了陶澍的大力支持，所以辛从益的阻挠也不排除存在某种意气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