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寂寞沙洲冷

　　在为官做人上，苏轼豪放直率，性格外向，喜形于色。其父苏洵写过一篇《辨奸论》，可以看出他坚持的道理是，虽然你位高权重，但我绝不趋炎附势，而苏轼、苏辙身上也可见其父的影子。

　　幸好，当时皇帝非常器重苏轼，欣赏他的文才。这时的苏轼可谓名满天下，只要是他写的一个便条都有人捡。他的文章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时，把一篇文章刻在一块石碑上，苏轼卸任后，接任的太守很聪明，先制作了很多拓片，然后把石碑毁掉，因为他知道苏东坡的字要升值的。这也引发一个有趣的现象，古时很多文人穷困潦倒，可能死后很多年价值才被人重视，但苏轼不是，他的价值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认识了。如果这时他没有一种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或者说没有坚持某种人格的话，他可以一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但他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苏轼有一种政治理想，有一种社会关怀，他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有很多意见。

　　比如，王安石变法有一条《青苗法》。当时，农民每年会有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这时去年的粮食吃得差不多了，但地里的庄稼还没长出来，日子难过的农民会借钱买粮，向哪里借呢？过去没有银行，利率又不固定，就有放高利贷而酿成悲剧。王安石说，不要向私人借，国家借给你们，相当于国家办银行。《青苗法》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改善了北宋“积贫”的现象。但事实上《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后于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后废止。

　　直到今天，有很多学者仍在争论，王安石变法好不好？王安石是不是好人？这很难说好还是不好，但苏轼显然是反对的，因为他觉得想法很好，但施行起来很难。

　　很多政策都是这样，设计得很好，执行就会走样，本来是一个惠民惠农的事情，最后变成了“一刀切、强行摊派”，加上中间的制度不完善，很多人钻空子，结果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惠农的政策，反而怨声载道。还不起债就抓人，很多农民为此逃荒逃难。苏东坡在基层工作，知道农民的艰辛，所以坚决反对。但那时王安石的势力很大，手上的权力也很大。

　　虽然王安石很欣赏苏轼，但是苏轼对王安石有意见，接连上折子：反对！反对！反对！王安石感觉很没颜面，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所以，苏轼就被“下放”到外地做官，被授为杭州通判。

　　之后的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又被调往密州任知州，之后又调徐州任知州，湖州任知州。他在地方任职时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人生命运即国家写照，苏轼一路颠沛，朝廷也折腾不断。一会出一个《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一会出一个《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农民因为常常参加军事训练，地里稻子该割了不割，该插秧了不插秧，给民间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为此苏轼又提出反对。

　　你反对国家政治，那就找你的漏洞！御史就从苏轼的诗歌里找他反对变法的言论。御史上奏折给皇帝，经过“乌台诗案”的洗礼后，苏轼到了黄州。

　　从开封到黄州，苏轼的路程比当时杜甫翻山越岭到成都轻松一些，只是因为他是被押解的。过去是知州，到黄州是团练副使，名义上是管民的，但不准签署公文，连写报告的权利都没了，还要受当地官员监视。

　　遭遇“断崖式降级”，苏轼的生活好像终止了。苏轼初到黄州，跟杜甫初到成都一样，也是住在一个寺院里——定慧院。为此苏轼还作过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很穷。苏轼单独一个人来黄州，把家人托付给弟弟苏辙。苏辙在江西，距离黄州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