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

　　倘若没有胡先生重提出国留学这个话题，也许我至今还在复旦。

　　话得往回说，说说我班的班主任兼指导员范晓老师。

　　我们由学校安排就业，临近毕业，范老师逐个找学生一对一谈话。轮到与我聊去向，范老师没有讲半句大道理，只是说：“你太单薄，到外面去会吃亏。留在复旦，系里老师都了解你。”

　　我感触很深，记得很牢。

　　没想到隔了些时，范老师又来约谈。他告诉我：上头说，要你保证不出国，才能留校。

　　我不认为那是对的，一声不吭。

　　从范老师的语调神色可知，那不是他的意思，但不得不传达。他两难，我也两难，都不愿为难对方。

　　范老师仗义，为我作了担保。尽管范老师对我说，“啊呀不过一句话”（言外之意……），但我能对范老师不义气吗？

　　三年过去。

　　一次，系里若干教师一起外出。好像是搭公车，车上乘客不算少，但也不算拥挤。我们各自找空处，三三两两自然成群。如果低语聊天，一般只有近旁几位可以听见。（这段记忆模糊，以下相当清晰。）

　　胡先生和我，还有另一位老师，碰巧比较近。胡先生突然问：“亚明，你还想出国吗？”

　　我愣住了。

　　虽然我相信，那个“保证不出国”的要求绝对不会来自教过我的老师，但我留校时胡先生正担任系主任。他对那事看法如何？我很想知道，但没有吭声。

　　静场约摸一分钟，当时感觉很长。我快憋不住了，差点儿想开口问，却又迟疑。

　　看来，胡先生确实能“读”我。他直言对答我堵在喉咙口的疑问，说：“那是不对的！”（不加感叹号，不足以体现胡先生语气之斩钉截铁。）

　　无论学生期间还是留校之后，除了学术，我从来没跟任何老师评议“对”与“不对”。

　　我与胡先生目光交接，都懂，所见略同。旁边那位老师（徐志民老师？）似乎明白胡先生说什么，一言不发地用眼神“赞同”（在我看来）。

　　胡先生追加简短数语，大意是如果他是我，会再次申请出国读研究生 （毕业前我曾申请，教务处不发成绩单）。之后我还犹豫了几天甚至几周，才去请教另几位老师，也该包括范老师。凡被问到的，都主张立马行动。猜想上头政策也有松动，这次我顺利取得了成绩单。

　　报名起步虽慢，录取通知倒来得快，整个过程不长。其间我找过几次胡先生，有关推荐信什么的。好像胡先生还替曾在美国的郑锦权教授，向我转达过一次口信。那时胡先生已不当系主任了，记得是去他家，他小女儿开的门。先前在南下途中，胡先生曾预测，我该会跟他小女儿谈得来。可惜每次登门都很匆促，没跟他女儿多谈。

　　再“饶”一事，涉及系主任和推荐信。踏进复旦的那一年，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东润先生；挥别复旦的那一年，朱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信。

　　我们这拨本科生，无缘听朱先生讲课。应有机会听朱先生在大会上讲话，按理系主任该在迎新会上致辞？只叹出席盛会的机会，常常被我错过。直到毕业三年后，系里有位教过我的老师 （也许是周斌武先生？），带我去请朱先生写推荐信，才得以拜见，可惜想不起细节。估计引荐者（或者是孙锡信先生？）早已讲清原委，只是要我本人到到场，让朱先生见见。

　　我想，朱先生为我写推荐并不违反什么原则，他一定信得过那位老师 （真不好意思我记不清是哪位）。而朱先生作为我进校时的第一位系主任，概述系里老师评语，顺理。后来我去的学院，并不是请朱先生推荐的那所，但仍该感激他，还有那位好心的老师。

　　***

　　回到胡裕树先生，细想交往，事事值得回味。我在胡先生麾下直接工作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编写 “那教材”《今日汉语》。但如果从作为师生的角度，选择一件受益深远的，大概得数围绕“这教材”即现代汉语讲义的一席谈。我认为，胡先生支持青年教师不用系里传统使用的、他本人主编的现成教材，而鼓励后辈学生（我的心态始终是学生）自行摸索，意义深远…… 此刻联想多途，思路尚未理清，希望胡先生在天之灵继续“读”我。

　　回顾在复旦当大学生和“太学生”的八年，虽然关于治学与教学方法论，在本系谈得最深的一次是与胡先生，但系里不少老师都在学术方面，给了我相当的自由度。这里先简括总体印象，以后再忆实例。

　　恰巧又读到胡中行兄回忆章培恒先生的新作。我在复旦中文系的最后阶段，章先生是系主任。因他正在任上，专业又不同，我与他几乎无接触。读胡兄“逃离”一节，想起自身一事。为了我的归属，汉语教研室和方言研究所也曾争执，据说相当激烈。最终我到了教研室，而主管方言研究的许宝华先生照样待我友善，犹如“自己人”。（综合石汝杰、贺国伟等多位反馈，研究所的正式名称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与中文系平级或曰平行，互不隶属，但有兼职。范晓老师说，他的编制就是属于所里的，但也在中文系从事教学工作。顺便解释：承蒙多位当事人预览，得以插入些许补充更正。我试用括号注，区分直接和间接知识。）

　　我始终不太清楚，哪些老师属于“系”，哪些属于“所”。篇首言 “系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也包括“所”。可以说，都对我很友好，无一例外。过去我一直以为，老师爱护学生是理所当然的。转眼毕业三十六年，离开复旦也已三十二年，竟然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们表示过感谢。短短拙文虽晚，惟愿略道难以尽言的歉意与谢意。(沈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