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

　　很多时候，王久良觉得自己也被消费主义的浪潮裹挟了。他用手戳了戳手中的塑料杯，反问道：“如果不提供塑料杯，是不是就不能喝饮料了？”

　　王久良说，生产多少塑料，最终就会有多少塑料垃圾出现，不断重复利用的过程只会让塑料的性能不断递减，终究会变成真正不可回收利用的塑料垃圾。而想要规避塑料垃圾的环境污染，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使用。

　　在他看来，“限塑令”目前的范围太窄了，“应该覆盖更多的产业”。而手段需要靠政府来调节，“生产矿泉水瓶的企业获得了利益，是否应该承担环保的代价？民众享受到了塑料瓶的便利是否也应该为此买单？包装行业是否应该改革？超市售卖塑料袋要不要缴税？”

　　“要让企业感觉到疼，要让民众感觉到疼。”他说。

　　刘建国认为，过去的10年，“限塑令”最大的价值不在于限制了多少超薄塑料袋的产生，而是它通过对塑料袋收费，向社会传递了“资源有价，使用资源需要付出成本”的信号。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塑料餐盒真的从5毛钱涨价到5元，消费者愿意掏钱吗？有朝一日，真的用回收废物造出了可循环餐盒，人们愿意使用吗？”他说，成本增加、市场振荡，企图一下子改变形势是不可能的事。

　　这位学者认为，当下需要为塑料正名，“材料不是从天而降的，塑料没有罪恶，它是被人类制造出来的。”

　　“塑料不应该被妖魔化，更不应该把塑料的罪恶和管理不善的问题混为一谈。”他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让塑料进入水体？不让它进入农田？任何材料管理不善都会成为问题，不只是塑料。”

　　“提高整个回收处理系统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推广垃圾分类，这是能实实在在做的。”刘建国眼中的突破口是农村，“要无中生有，尽快建立基本的回收处理系统，哪怕是简易的填埋场。”

　　如果能做好分类垃圾让处理难度降低，那么就有可能建立衍生的塑料分类中转中心，“起码会比一把火直接烧了更有价值”。

　　但在蒋高明看来，眼下可以去尝试的事情，不止这一点。

　　曾经他听闻，在缺水的甘肃，有农业学家帮本地农民开发出了双层地膜，在土地铺上两层地膜，目的是帮助干旱的土地锁住水分，以便种植更多的玉米。这个项目拿下了课题，最终“各方满意”“皆大欢喜”。

　　蒋高明却一点也不开心，“技术出了问题，你想的是再开发一个技术来解决。实际上，人为制造最佳温、湿度的环境来种植玉米，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他说，“源头就错了。”

　　此前，有西班牙科学家发现，100只蜡螟在12个小时内降解92毫克的聚乙烯，被媒体编译后，这种虫子成了具备消化塑料能力的“救世虫”。新闻一出，蒋高明哭笑不得，人类每天生产几十万吨聚乙烯，让虫子来吃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马月。更重要的是，让虫子去吃自然界原本没有的东西，这个想法依旧“走偏了”。

　　他总在思考，也许甘肃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不适合种植玉米，是否可以开发种植中草药？是否能想办法推进生态农业呢？

　　蒋高明很清楚，能够真正让这一切改变发生的，是消费者。“城市消费者手中的钞票就是最好的选票，你投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产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