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增值产业？

　　王久良的镜头曾在日本对准过一家回收矿泉水瓶的企业。这家企业拥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宽敞车间，拥有先进的智能化和数控设备。在生产线上，塑料瓶依次被粉碎、清洗、回收。车间里，王久良找不到污水，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

　　令他意外的是，这样一家“模范”企业的负责人却时常因为回收塑料瓶而烦恼。日本对于污水排放的要求太高了，为了排污达标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我们是亏本的。”负责人告诉王久良，企业每收购一吨废旧矿泉水瓶，政府就给他们补贴2万日元。

　　即便如此，他们也无力再回收处理更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环保的成本太高了”。

　　镜头对准中国垃圾处理厂，却是一幅幅让王久良心酸的画面。他曾花3年时间，拍摄了名为《塑料王国》的纪录片。纪录片里讲述了中国“洋垃圾”的产业链——一些人从远洋货船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垃圾，分拣出可回收利用的塑料，然后经过漂洗后粉碎，进而加热融化，再切割成可供制造业使用的塑料颗粒。

　　“日本处理一种单一污染物都要建一个厂，在中国一个小作坊却能处理全世界各类塑料垃圾。”他说，“中国有全世界垃圾分类做得最好的人，他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先进技术。”拍摄期间，那些黝黑的面孔教会了王久良分辨全世界塑料垃圾的方法——手感、听响声，然后是看烟看火闻味。

　　“他们是一群农民。”他说。

　　一张餐桌大小的粉碎机、两张餐桌长的制粒机就可以组成一家小作坊。机器轰鸣声中，塑料碎屑在空中飞舞。从王久良的镜头看过去，屏幕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塑料碎屑。镜头再一转，污水可能未经处理就咕噜咕噜排进了河里。

　　作坊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大小，“你有10台这种机器，而我可能只有1台。”

　　镜头之外，在日本，更多更难处理的塑料垃圾都被出口到了中国。过去的10余年，中国对洋垃圾的进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回落以及今年彻底的禁止。

　　“之所以进口还是有利可图，可真的有利吗？”王久良忍不住反问，“环境的成本算什么？”

　　3年拍摄时间里，镜头记录下了那些看得见的“成本”，村里的水漂着垃圾和白沫；清洗塑料后的污水流到了林子里；有老太太分拣时不小心碰到了腐蚀品，她的手指整个关节被碳化；有小作坊的老板觉得腰上长了瘤子却死活不愿看医生，“检查出来病咋办？日子还过不过了？一批粒子，娃半年的学费。”

　　纪录片的拍摄让王久良认清了一个道理，“以环境友好为前提的垃圾回收，都是负增值产业。”他打了个比方，如果环保型回收1吨废旧生活塑料能够产生100元经济效益，需要付出的成本，至少也要101元。“否则，无法解释在被世界公认垃圾分拣回收做得最好的日本，为什么要对企业回收垃圾提供政府补贴，更解释不通为什么《塑料王国》里来中国的洋垃圾里依然会出现日本垃圾。”

　　有环保人士称，“垃圾填埋和焚烧场挣的是消耗、处理垃圾的钱，而不是循环利用塑料垃圾产生的次生利益。”

　　事实上，这些干湿混合的垃圾焚烧后发电效率并不高，在不充分燃烧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排放有毒物质以及产生飞灰和废渣等。但相应地，“从海量的垃圾中回收利用塑料制品的成本更大更夸张。”

　　“环保很多时候就是几害相较取其轻。”刘建国说，当前社会有一种声音，期待着科学家能够找出完全替代塑料袋的东西。但实际上，从全生命周期计算，无论是帆布袋、纸袋所要消耗的资源带来的污染同样不会少。

　　他举例说，如果做纸袋，需要经历种树、砍树、做成纸浆、造纸的过程，而帆布购物袋所涉及的棉花种植更是高耗水高耗能的产业，不仅要考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还要考虑土地资源的占用、运输、印染、流通、废弃后填埋焚烧的成本。“你只看到多次使用，却没想过一旦要处理，布袋的重量是塑料袋的几十倍，占用的空间、处理难度都不小。”

　　这个研究固体废弃物的学者曾做过实验，每使用200次帆布袋，其对环境的影响才能优于使用1次塑料袋。

　　“根本问题不是去寻找一个塑料袋的替代品，真正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消费行为。”蒋高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