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大片的塑料大棚和地膜占领了农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年时间里，地膜的使用量增加了200多倍。研究农村白色污染十余年的蒋高明发现，引发蝴蝶效应使农田样貌大变的，跟城里人的餐桌有很大关系。

　　他说，为了生产反季节蔬菜和水果，农村大量建造塑料大棚。而耕地的“白色海洋”地膜，则是为了改善土壤温度和湿度，以延长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生产季节，最终提高其产量。

　　地膜铺下去后，产量的确提高了。但同时，地膜在使用后很难从土壤里剥离。它们长久地待在土壤里，破坏土壤结构，生物失去了活动空间，线虫、蚯蚓挨个离开，土地最终板结化。

　　蒋高明注意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许多人甚至采用了“膜中膜”的方法，大棚盖一层膜，地上再铺一层，为的是不让水分流失，可这样的密封环境会活活地把土壤里的微生物憋死，最终演变成脆弱的生态系统。

　　他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伤心的面孔，一些农民都遭遇了作物烂秧、病害等问题，有牛羊吃了地膜覆盖下的花生秧子，竟被活活憋死。蒋高明叫人翻开土地，清晰地看见地膜缠在花生的秧子上，像是寄生在秧上。他们把土壤带回实验室检验，甚至发现了30年前残留的地膜，“它已经变成微小的、肉眼不可见的塑料片了，但并没有消失”。

　　来不及处理的地膜大多付之一炬，因此产生的六氯代苯、二恶英、多氯联二苯等有害物质由此进入空气。

　　而那些染病、使用过量化肥和农药的作物去了哪儿？蒋高明说，“最后都上了城里人的餐桌。”

　　他觉得这一切很讽刺，无穷无尽的消费需求控制着市场的流动变迁，却又最终被其反噬。他曾和农民讨论，干脆把果园里铺了一地的反光膜撤走、少用，以减少污染和浪费。可对方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不用反光膜，苹果上色不均匀，卖相太差，没人会买。

　　“苹果是拿来吃的，不是拿来看的。”蒋高明说。

　　这位学者忍不住反思，“我们真的有这样大的消费需求吗？”他反感一颗糖一张塑料纸的包装模式，公开批判出版业给书贴塑料膜的行为，也反对酒店提供一次性塑料洗漱用具，“这会造成多少浪费？”

　　刘建国总结了12个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办公楼向外看去，密集的住房和写字楼正在不断压缩着城市的空间。塑料袋、建筑垃圾、电子垃圾、废钢铁、轮胎、玻璃，甚至包括共享单车……刘建国觉得，经济增速太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改变，需求被刺激，催生了快捷市场。共享单车一两年前还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天使”，转眼间就在小区、停车场垒成了垃圾山。

　　“很多人不思考，只觉得塑料袋是个大问题，所以一边儿吃着塑料盒包装的外卖一边儿痛骂塑料的罪恶。真正思考了，你会发现处处都是问题。”这名学者叹气道。

　　大拆大建后废弃的建筑垃圾填埋场，也曾是王久良镜头捕捉的对象。他在一个近两公里宽的填埋场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高峰时，两千多人在各种废旧管材、线材、塑料、钢筋、砖头里穿梭，抱着东西就往填埋场边上的窝棚跑去。那是他们的暂居地，也是废弃材料的暂居地。起重机和卡车很快会带走这些材料，再送往下一个工地或是工厂。

　　一派热火朝天的气氛里，王久良在远处站着，五味杂陈。

　　在拍摄《塑料王国》时，这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注意到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大规模进口洋垃圾到2008年左右，整个洋垃圾回收产业反映在经济价值上都是一条完美向上的曲线。美国1吨9美元的垃圾，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后，能以上千元的价格卖给小作坊，经过处理后，一吨塑料颗粒的售价甚至直逼五位数，价格“快赶上原材料了”。

　　“我以为人可以低到尘埃里，却没有想到能低到垃圾里。”一次放映活动上，一位大学老师看完影片后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