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里的地膜

　　残膜

“限塑令”落地十载，效果究竟如何？

　　真实的答案也许只有垃圾填埋场知道。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把镜头对准了平均使用时限25分钟、降解却需要至少200年的塑料制品。

　　但在成为垃圾山之前，它是日使用量30亿个、随手可得的塑料袋；它是日流动量上亿个、辗转全国各地的快递袋；它是一天可以垒成几百座山峰、间接喂饱了超过2000万张嘴的外卖盒；它还是农村的“白色海洋”。

　　塑料在高温中不断变换形态，覆盖了消费社会里每一个个体。10年里，当“限塑令”将“环保有价”的理念推向公众时，科技也不断追逐消费者的环保需求，名目繁多的“环保塑料袋”上了货架、 筛选塑料比重法、降解再生的化学手段等成为大热的环保课题。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项目是否真正落地，那些“环保塑料袋”被丢弃后又去了哪里。

　　10年过去了，裹上层层面纱的塑料从来都没有缺席。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在官网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就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

　　关于限塑的努力，还在继续。

　　环保还是商机？

　　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塑料袋是垃圾填埋场绝对的主角。

　　50多米高的垃圾山上，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收走了，唯有劣质塑料制品无人问津，其中包括无法统计数量的“环保塑料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并不讶异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命运。“环保塑料袋需要严格的条件才能降解，比如温度、含水率、特定反应器等，在自然环境下很难降解。”他注意到，这些“环保塑料袋”的去向，依旧是和各类垃圾混杂在一起，再被压缩称重，最终送进填埋场或是焚烧场。

　　和普通塑料袋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环保需求，多花了一些钱而已”。

　　他调查发现，大量标有“可降解”标识的塑料袋，其实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杂在一起的产物。出厂后，就加价摇身变成了“环保塑料袋”，那是巨大的商机。

　　“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如果沾上油污，那就需要先用化学试剂清洗干净，再进入降解的流程，这个过程又要消耗多少成本？”他说。

　　王久良很清楚，当下科技进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意大利开发出新技术——在一堆垃圾里依靠粉碎、比重等方法筛选塑料。但这些手段在中国的推行难度很大。

　　“我们的垃圾没有进行分类，那些垃圾废水里有什么样的物质，得经过多少道工序、花费多少成本？”他说。

　　比起把希望寄托在科技上，王久良觉得有更紧迫的事要去做——比如，理性地审视塑料究竟对周遭的世界影响到了怎样的程度。支撑咖啡厅遮阳伞的墩子、道路用来交通隔离的小柱子、随处可见的塑料垃圾桶，目所能及的，处处都有被反复利用后的劣质塑料制品的身影。

　　回到老家，他发现了一个几乎被塑料包围的农村。儿时离家还未听说过的地膜如今成了农田的“主人”。

　　“田间地头、渠沟路旁，甚至大街上、农户的院落里，到处见得到废弃的地膜。旧的地膜没有处理完，新的又铺上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很清楚，厚度仅有0.004毫米的地膜很难从土里彻底剥离，由于沾满土灰重量又轻，地膜回收的价值较低，除了焚烧和搁置别无他法。

　　行走在农田上，如果翻开土壤，肉眼很容易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白色地膜和土块纠结在一起，像是地里长出的庄稼。

　　他发现，农村是一个几乎“没有管理的塑料世界”。 有环保人士下乡，在老乡家里吃饭，一次性塑料餐具摆上了桌子，用完后，老乡随手就扔进火炉，塑料碗杯速度消失，然后变成看不见的致癌物二恶英，排向空中，再随降水循环到农田和河流。

　　这些被城市淘汰的劣质塑料制品，随着消费浪潮涌入农村。由于一些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和垃圾回收系统，塑料制品借助风和雨，进入河流或沟渠，留在江河湖海和农田山脉。